近代紫砂壶艺的发展 风音堂 5月19日 宜兴傍近上海，在陶瓷产业上历来深受其牵动，这股影响力随着近代上海的日益茁壮，在整个民国时期尤其达到高峰。上海早在16世纪(明代中叶)便成为全国棉纺织手工业的中心。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上海设立海关，此时上海已是拥有20万人口的城市了。鸦片战争以后，上海正式开埠(1843)，成为重要的对外开放通商口岸。外国列强势力入侵上海，使得上海逐渐变成一个工商业蓬勃发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城市。由于那时中国内地经济萧条，资金日益集中在上海，使得上海的商贸日盛，在20世纪初便有“东方巴黎”、“东方不夜城”之称，极现其繁华。从港口贸易数据显示：1927年～1935年问，上海的入口值与出口值均位居首位，领先天津、大连、广州等港口。上海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之一。 20世纪初叶的宜兴陶业，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化与经济复苏而渐人佳境。素有盛名的紫砂壶生产在商品经济的作用下，相当兴旺，尤以宜兴的蜀山、潜洛和上袁等乡镇专制紫砂茗壶、饮食器皿、花瓶、花盆等，可谓是“家家制坯，户户捶泥”成为细货茗壶的主要产制基地。1912年鼎山白宕大窑户葛翼云(逸云)，与日商和田一雄合作，在大阪开设陶瓷店。当时一般称作日本的生意为“东洋生意”;做英、法、德、意及美国、智利、墨西哥的，称为“西洋生意”。而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生意的，称为“南洋生意”;其中做泰国的特别称为“暹罗生意” (泰国古称暹罗)，因为泰国华侨习惯将紫砂壶镶金嵌银，或抛光加工，别具特色。 1916年，吴汉文在宜兴县城开设“吴德盛陶器行”。为其制坯的有：王熙成、储银兰、冯桂林、邵六大等，其出品均饰刻诗词、花鸟、山水，署刻有漱石、岩如、石溪、友石、缶硕、淦庭、北岩等，皆是这一时期的紫砂陶刻艺人。吴氏亦能亲自操刀在紫砂陶上镌铭刻画，署款“跛陶”、“歧陶”、“企陶”、“潜陶”。产品早期用印为“吴德盛”阳文篆书小方章，底盖并用。稍后用印为阳文篆书大方章“吴德盛制”。中期用印为阳文篆书大圆章“吴德盛制”、“宜兴吴德盛制”。至20世纪20年代后期，店主吴汉文注册了著名商标“金鼎商标”。“金鼎商标”印款中央以鼎为图案，四角为阳文楷书“金鼎商标”，为“吴德盛”店号订壶专用印款。后期亦见阳文楷书方章“松鹤轩”钤于精制之壶。 1925年前后，因受江浙齐卢之战的影响，陶工疏散，紫砂产量急剧下降。待战火稍息，赵松亭筹集资金重建受损的龙窑，定名为“复兴窑”，专门烧制朱泥水平壶。所用底款印章为各款单行“贡局”章，或在盖沿刻上楷书横写“贡局”等。稍后赵松亭也制作仿古贡壶系列。印款有花章、图记、龙印等;亦有仿刻清代纪年款及孟臣、水平、君德等。值得注意的是，其壶均以金片包饰于壶口沿、盖沿、壶脚等处风格明显可辨。 1931年“江苏省公立宜兴职业学校”成立，内设“陶工科”，次年改名为“窑业科”。1933年，窑业科脱离单独建校，称为“江苏省宜兴初级陶瓷职业学校” (简称“省宜陶”)，招收高小文化以上的学生。首任校长为日本东京帝国工业大学毕业的王世杰，名师吴云根、朱可心等人曾受聘担任教师兼实验工厂技师。值得一提的是，在以前的农业经济社会，手工业的师授徒承均是一师一徒或一师多徒制，此时省宜陶采用了多师多徒的群体授课方式，对陶艺人才的培育裨益甚多。 除了前述这些商号外，事实上仍有吴元顺、华万隆、陈龙福、鲍信盛、华信孚、吉三大、源隆顺、邹裕大等许多规模不一的陶器窑货店。其中亦有今日宜兴著名工艺师的祖辈经营者，如清光绪三十年(1904)当代紫砂大师徐汉棠、徐秀棠之父辈徐福康和徐锦生(名宣常)在宜兴蜀山南街开设“福康”陶器店，以葫芦“福康”为标记，后更名为“新福康”。当代陶刻名家毛国强的父亲毛顺生，于1937年～1953年，在蜀镇蜀山南街开设“毛顺兴”陶器店，主要经营紫砂。 总之，从大环境来看，民国期间在经济发展氛围的带动下，陶业手工工场不断发展巩固，窑场经营产量多、销路广，呈现一派勃勃生机。陶业的分工日臻完善，商行组织陆续创设，而产品种类更不断向建筑、卫生等领域发展，产品在国内供不应求，出口外销也急剧增长。为适应市场需要，当地窑户纷纷与外埠实业家合股兴办陶瓷工厂，并开始采用简单的机械生产，且在城市增设商店，开辟新的市场。宜兴的龙窑数量也从1919年的40余座，陆续增加到1936年的76座。其间，虽在1927年前后，因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遽，洋瓷大量进口，充斥市场，严重影响国内陶业生产。但凇沪抗战爆发以后，反而促使抵制日货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带动了国内市场需求，宜兴陶业生产也有所回升，年产值达200余万元，尤其是紫砂陶器可谓盛极一时。1932年，紫砂从业人数已达600多人，全年共烧140窑，年产量220万件，并外销日本、东南亚等国，为近百年来紫砂陶器生产特盛的一年。而1936年，更是整个宜兴窑场景况最好的一年，全年共烧4740窑，年产值达440余万元。可惜的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陶都遭受蹂躏甚深，宜兴陶业一蹶不振，生产濒临绝境，下降到20年来最低水平。战乱对陶都宜兴的摧残极巨，而且是毁灭性的破坏。宜兴沦陷后，“大窑户逃往外地，中小窑户无意经营”。厂房和民房被毁者达600多间，陶窑全毁者12座，不少窑座被日本侵略军改筑成炮台和碉堡。丁蜀窑场受到严重破坏，社会混乱，民不聊生，陶瓷生产一蹶不振。日军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从事陶业的工人为了逃避战祸，不得不避难他乡，宜兴陶业几乎到了人亡艺绝的境地。1944年日军严密封锁沦陷区，交通寸断，整个蜀山窑场全年所产茶壶不满干把。与全盛时期的1932年年产细货茗壶八万余件相较，可知战乱对窑业影响之巨。到1948年，全窑场仅剩龙窑46座。紫砂、钧陶和堆花的从业人员仅剩69人，分别烧造少量低档日用器皿。此种低迷的景况，直到50年代“紫砂生产工场”成立，流散在外的紫砂艺人纷纷归队才见复兴。 就此时期的整体风格来看，或许是受陶器外销的启发，或许是受十里洋场的异国文化冲击，民初时期的紫砂器弥漫着一股复古之风。但对紫砂壶的形制创新能力相对较为消极，绝大部分的茶壶都只是一般的日用陶壶水平，如寿星壶、洋桶壶、盘底壶、龙蛋壶及茶坊酒肆所用的贡壶等。制作工艺稍精的亦仅为竹段、梅桩、柿子、木瓜等壶式，甚至较知名的紫砂陶人亦仅在仿古、掇球、传炉等传统壶式中变化，殊为可惜。但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紫砂器的陶刻装饰反而十分精彩，书画装饰别具一格。这与前述的复古风尚有关，此期砂器盛行在器身摹刻摩崖碑版和钟鼎隶篆，此外仿秦汉瓦当、汉泉及西周彝器铭文的拓本亦是常见的题材。宜兴陶工所用摹本，有《金石索》、 《金石录》、《积古斋钟鼎彝器款式》、《芥子园画谱》、 《点石斋画谱》、 《风雨楼画集》等。19世纪末的海上派名家任伯年的花鸟画，亦被广为引用。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期的陶刻装饰并非陶工自制自刻，而是由韩泰、卢兰芳、邵云如、陈少亭、任淦庭等专业陶刻者操刀，且分工分级，技艺高的刻上等品，中档的刻中档品，差的也可以刻“刀货” (日用粗货)。换言之，民初的复古装饰陶风不但拓宽了紫砂的装饰面相，也培养出一群专业分工的陶刻队伍，至今宜兴陶都仍保留分工体制。 风音堂紫砂艺术以工艺美术为根，以传统文化为源，以茶文化为媒，逐步形成自身的、独有的紫砂艺术。独具特色的、独具风格的、独树一帜的紫砂风格。大家一起探讨紫砂文化传承 每把壶都有一个故事，今天来说说你与紫砂的故事 ! 觉得本文不错请分享到朋友圈吧。 分享给爱茶爱壶的朋友。 本期编辑: 风音堂 在朋友圈分享我的紫砂生活，以及紫砂知识，同时也分享好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