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往事 (饮料、养猪篇) 中国商业往事 (饮料、养猪篇) 戴老板|Andy编辑 华瑞博远 2019-09-08 中国饮料往事 文/显岳 身处快消品“红海”，饮料行业的竞争程度与变化速度仅次于互联网，2019年的前8个月便有汇源果汁卖身天地壹号、瑞幸咖啡火速上市、乐百氏重启瓶装水业务、中泰红牛之争等新闻相继占领头条。总而言之，饮料江湖最不缺少的便是硝烟。 有道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是人情世故，横冲直撞的年轻人很难在饮料行业出头。1982年，26岁的乔布斯说服时任百事可乐总裁的约翰·斯卡利加盟苹果时说了非常著名的一段话：“你一辈子就只想卖糖水？还是跟我一起去改变世界？”可结果怎样，没几年乔布斯便被约翰·斯卡利摆了一道。 中国的饮料市场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尽管几十年间诸多企业、品牌你方唱罢我登场，但熬到最后的还是那群“老家伙”，尤其是最狠的那批“老家伙”。 01 喝饮料这件事，N年前的老祖宗们已经玩得很6。 《清明上河图》中便有一个挂着“香引子”条幅的摊位，供人们在夏季喝着饮料纳凉解暑。据《东京梦华录》记载，那时每当夏天来临，汴梁巷陌路口还有叫卖“冰雪凉水”、“荔枝膏”的摊位，均非常受欢迎。 明清以降，帝都北京的水质并不好，大多为苦水井，皇家直接从京西玉泉山拉水，从西直门进四九城，所以西直门的城门洞上刻着水波纹。 国外亦然，一旦有条件，贵族们对水质的要求都会越来越高，1826年法国萨瓦公爵出售了世界上第一瓶瓶装矿泉水，以产地依云命名，正式开启瓶装饮料纪元。 中国大陆引入瓶装饮料则要等到20世纪20年代可口可乐进入上海租界才得以实现，最初的译名“蝌蚪啃蜡”很不雅，加上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中药药汤，几乎没什么销路。 为了改变这种尴尬的局面，蝌蚪啃蜡公开登报以350英镑奖金征求新译名，最终身在英国的上海教授蒋彝以顺承音译又有非常好寓意的“可口可乐”拿走了奖金。 1930年代，老上海可口可乐灌装线 350英镑便得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品牌名，怎么看都是超值的。且由于对知识产权的重视，可口可乐连很多广告设计都在日后为公司赚取了很多其他收益。 高晓松拍电影《大武生》时，为了塑造年代感，想在街头电车上贴可口可乐的老广告，本还想趁此机会找到可口可乐拉一笔赞助，结果收到可口可乐要求剧组缴纳相关使用费、所用商标交由可口可乐公司审查、如与年代商标不符必须重拍的法律要求，反倒给拍摄添了不少麻烦。 02 在可口可乐的带动下，大量中国本土饮料品牌开始加速诞生。 1932年，我国第一家瓶装饮料生产厂——青岛岛崂山矿泉水厂正式创立。无奈因连年战乱等原因生产规模一直有限，且直到1980年，它还是我国唯一的矿泉水厂。 崂山矿泉水厂如此，其他跟随可口可乐一同兴起的国产饮料品牌也大抵如是，起于地方、兴于地方，本地之外的影响力十分有限。如北京的北冰洋汽水、天津的山海关汽水、沈阳的八王寺汽水、武汉的二厂汽水、四川的天府可乐、广州的亚洲汽水等，均是起于民国的老品牌，瓶型、口感大多山寨可口可乐而来，直到现在也是本地人耳熟能详，外地人很少感冒的汽水品牌。 营销策略之外，诸多地方汽水品牌的兴衰历程，与国外品牌资本（主要为可口、百事）的进入、博弈也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北冰洋汽水便是其中的典型。 1936年，原湖北督军王占元之侄王雨生在北平开办了北平制冰厂，1949年解放被接收后改为北京新建制冰厂，1951年开始生产北冰洋汽水，雪山白熊商标沿用至今。 1985年，北冰洋食品公司正式成立，并很快突破1亿产值。为加速与国际接轨，1988年北冰洋汽水与百事可乐签订合作协议，结果因经验不足差点损失半条命。 在北冰洋看来，双方的合作范围仅限于北冰洋工厂代生产百事可乐、美年达、七喜等产品而已，但百事并不这么想。合作协议中，美方出资的840万美元相比于中方出资的370万美元占到绝对多数，致使美方在决策过程中有权做到只关注自身利益、对北冰洋的发展不管不顾，一度陷入减产、停产的境地。 用北冰洋副总经理邢慧明的话讲便是：美国人很精明，他们的目的永远不可能是来帮助北冰洋发展壮大的，他们想要的不仅是北冰洋的销售渠道，更是我们的饮料市场。 直到2007年，中方才在同百事可乐的谈判中以“中方4年内不得以北冰洋品牌生产任何碳酸饮料”的条件换回北冰洋的经营权。2008年，北京义利食品公司接管北冰洋品牌，一步步通过改良配方、赞助京味影视剧的方式东山再起。 03 改革开放初期，资本经验不足的中国饮料“老兵”们，几乎都犯了同北冰洋类似的错误。 彼时，由于政策限制等原因，可口、百事等国际饮料巨头均不能大举进入中国市场，遂大多采用同地方饮料品牌合作、出资占股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最后以资本条件完成市场渠道侵占、打压本地饮料品牌的目的，尽得好处。 1902年英国商人麦沙斯在天津投资建立的山海关汽水厂，发展历程同北冰洋汽水何其相似。新中国成立后英资退出，改由天津政府接管，1986年为寻求进一步发展，山海关汽水引入可口可乐资本，合资成立天津津美饮料有限公司。 随后的事实证明，可口可乐在意的也只是山海关汽水的销售渠道，对山海关汽水本身的存亡并不关心，甚至采取落井下石的态度。 当时，天津市政府允许乡镇企业生产山海关汽水拉动GDP，而可口可乐主导的津美公司却拒绝向这些乡镇企业提供生产剂料，导致大量劣质山海关汽水冲击市场，品牌口碑及形象一落千丈，2000年前后一度从市场上消失。直到2008年，可口可乐退出后的山海关饮料有限公司成立，山海关汽水才再度出现。 北冰洋、山海关汽水均在2008年从外资回到国人手中并非偶然，这一年中央政府正式实施了《反垄断法》，受到影响的国产饮料企业远不止北冰洋、山海关两家。 1920年，北京双合盛啤酒厂老板朱寿臣在奉天“八王寺井”建起八王寺汽水厂的第一批厂房，1925、1928年两次扩建后成为驰名中国的汽水品牌，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仍是中国最大的三家汽水厂之一。 1993年，可口可乐的资金同样进入到了八王寺汽水厂，很短时间内便侵占了其商标与销售渠道，1995年从市场上消失。2003年，沈阳市律师团与可口可乐打了3年的国际官司后才收回了八王寺品牌。 经历同样命运的还有四川天府可乐与广州亚洲汽水，由于过程太过相似，本文便不再赘述。它们几乎都成为可口、百事两大国际巨头进入中国市场的牺牲品，即使如今市场上还有它们的商品出现，但也均看不到重塑当年辉煌的希望。 04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老兵”们纷纷折戟为后起之秀让出市场机会之余，也让成立于改革开放之后的饮料品牌们十分警惕外国资本的影响，让博弈变得更加精彩。有的利用外国资本迅速发展，有的与外国资本失之交臂失去发展良机，有的将外国资本强势驱赶，也有的防住了外国资本却死在了政商关系之上。 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崛起的本土饮料巨头，无疑是李经纬在1984年创立的健力宝。 那时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李经纬刚刚以副厂长身份将广东三水县酒厂扭亏为盈，一肚子精明他，很会经商、搞关系，做酒厂副厂长前，他是三水县的体委副主任，而那个职位是他在篮球场上与县武装部领导搞好关系之后“求”来的。可谁又会想到，李经纬最终还是“死”在了同领导的关系破裂上。 李经纬一次到广州出差途中喝到了易拉罐装的可口可乐，非常喜欢，左算右算生产这种饮料的利润要比产酒高出不少，遂产生做饮料的想法，开始寻找合适的配方。到1984年买下广东体育科学研究所开发的所谓能让运动员快速恢复体力的“药水”配方后，45岁的李经纬将属于国企的县酒厂改组为健力宝生产企业。 随后，李经纬不仅亲自设计了饱含运动气息的健力宝商标，还敢拿出当时的全部家当押宝体育营销，以28万元赞助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方式一炮而红，2年时间便做到了2亿年销售额。 这场赞助还促成了李经纬与小自己24岁李宁间的缘分，老板（李宁对李经纬始终的称谓）李经纬不仅赞助了1988年李宁在深圳体育馆的退役仪式，还出资帮助他成立了“李宁”品牌。 出资帮助李宁成立个人品牌时，李经纬已经预见到了健力宝产权不清可能带来的掣肘。1991年至1996年健力宝连续6年囊括了中国饮料行业从销量到利税、利润的所有行业第一名后，1997年李经纬迎来了自己与三水市政府的“无限战争”。 1997年，李经纬执意要将年销售额突破60亿的健力宝总部搬迁至广州，并自建38层高的健力宝大厦。为避免李经纬出走，三水市相关负责人利用国企性质加紧对健力宝的人事及财权控制，同李经纬唱起对台戏。 加上1998年，59岁的李经纬面临国企管理层的退休问题，三水市主要负责人中只有一人支持李经纬留任，形成逼宫之势；随后一年，三水市政府又经历换届选举，与李经纬有交情的老领导们纷纷离任，局势更加失控。 这样的情势下，李经纬也曾抱有对健力宝进行MBO（管理层收购）的幻想，结果被新任三水市长李贻伟在签约前一天否决，转身卖给了从小靠“特异功能”发家的张海。 张海赢得健力宝控制权的签约仪式上，被晾在一边的李经纬含泪仰天，9天后于家中突发脑溢血入院。 这还不是李经纬的终局。 2002年，李经纬被举报涉嫌贪污后被监视住院，费用全部由李宁承担，但此案一直没有完结，2009年病榻之上的李经纬强撑着出庭受审，2011年李经纬被佛山中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2003年原三水市改为佛山市三水区）、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5万元，2013年含恨去世。 李经纬葬礼 经过张海及后续管理者的一番瞎折腾，健力宝早已没有了当年“东方魔水”的品牌影响力。 05 健力宝80年代春风得意力压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时，让更多人看到了中国饮料行业的市场潜力，纷纷涌入这一行业。 1989年，龙环公司（怡宝前身）在国内率先推出第一瓶纯净水，每瓶售价2元，至今仍很稳定。 同在1989年，何伯权拿着镇政府出资的95万元在中山市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办公室中创立了乐百氏保健品有限公司，并很快投产以“新一代人体高级天然保健饮品”为噱头的乳酸奶，成为很多孩子的最爱。2000年前后，乐百氏全面杀入饮用水市场。 1989年盯上儿童保健品市场的还有卖过冰棍、做过校办企业经销部经理的宗庆后，创办了娃哈哈。用娃哈哈儿童营养液赚得第一桶金后，宗庆后也看到了保健品行业的疯狂，此后几年迅速抽身，于1996年推出娃哈哈纯净水、1998年推出非常可乐。 1991年，珠海加林山矿泉水公司率先推出国内第一款桶装水，容量5加仑，但由于每桶120元的极高售价，消费群体还非常小。 1992年，本是副县长热门人选的朱新礼决定下海创业，两年后在北京创立汇源，立足果汁市场。 1993年，做过记者、代理过娃哈哈产品的钟睒睒在杭州创办做保健品的养生堂，1996年孵化出农夫山泉。 娃哈哈、汇源、农夫山泉成长为国内饮料行业巨头尚需时日，可口、百事1993年刚刚获许进入中国尚未占据主流市场，那几年的行业明星当属推出茶饮系列的河北旭日升。 尽管产品线众多，但旭日升冰红茶无疑是旭日集团最出名的产品。中国人对茶一直有种特殊的情结，“冰茶”概念也并非凭空产生，早在明代中国人便已有喝冰茶的习惯，即使茶饮料中香精的作用远高于茶元素。 健力宝由三水县酒厂脱胎而来，旭日集团是更彻底的国企，由衡水市冀县供销社转型而来，发展也全靠供销社党委书记、主任段恒中的推动。 衡水市在孵化饮品企业方面的经验还是非常足的，除了古已有之的衡水老白干，旭日升之后，又有以“六个核桃”闻名全国的河北养元。 段恒中1990年接管冀县供销社时39岁，前后用了3年时间改变供销社人员混杂、办事效率低下的现状，1993年正式组建为河北旭日集团，段任集团董事长。成立一年后，旭日集团称耗资3000万开发出了茶+碳酸饮料的旭日升冰茶。 由于旭日升冰红茶舍得花钱在北京、天津、河北等地进行轰炸式广告营销，一年后冰茶销售额便达到5000多万元，利用这笔钱段恒中又大举收购了多条饮料生产线，并通过租赁厂房或委托加工的形式，短时间内让旭日集团在全国开设了23家分公司。 产能加持之后，旭日升冰茶销售业绩逐年攀升，1996年突破5亿元、1998年再创30亿元新高，堪称行业奇迹。 06 1999年，为保证稳定发展，旭日集团还效仿可口可乐将“冰茶”概念注册为独有商标，最终结果显然并没有保住，如今生产冰茶瓶装饮料最知名的企业是来自台湾的康师傅、统一。 旭日集团的败北并非走了健力宝的覆辙，而是企业内部财务经营不善与外部市场竞争双重压力所致。 1999年，伴随旭日集团站上巅峰，供销社组织基因里的天然弊病也再次在管理力度不严中显现，遍布全国的销售体系几乎全部由冀县本地人马掌握关键职位，集团也只将回款作为最主要的考核标准，导致经销商与销售经理间回扣风行、为多拿回扣与奖金销售人员鼓励经销商大举囤货，导致同一地区旭日集团产品积压过多，出现滞销，陷入恶性循环。 相比之下，娃哈哈大发展之后对经销商体系的大举改革便显得非常明智。最初通过国营糖酒、副食、医药批发公司及下属批发站渠道实现全国扩张的娃哈哈，90年代中期开始感受到这一渠道策略对未来发展的掣肘，宗庆后力排众议对经销商施行“保证金制”——经销商必须每年向娃哈哈缴纳一定金额保证金并在经营过程中采取一进一结形式，作为回报，娃哈哈给予认缴的经销商更多优惠政策和（保证金）高于同期银行的利息。 后来，宗庆后又将此经销体系落实为联销体模式，实现娃哈哈的跨越式发展。至于近年来受电商渠道冲击，宗庆后不得已再次进行改革，已是后话。 面对旭日集团的问题，段恒中也针对这些情况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将集团分拆为五大事业部、聘请空降兵参与管理等等，但为时已晚，因为外部两个实力更强的竞争对手已经强劲崛起。 旭日集团陷入泥淖之际，1998年统一绿茶上市、2000年康师傅也迅速向市场推出系列茶饮料，加上可口可乐、娃哈哈在这一领域的频频尝试，旭日集团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 比尔·盖茨说的好，企业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才到2001年，旭日集团的市场占有率便从巅峰时期的70%跌至30%，此后逐年下降，旭日成为落日。 人们再次关注到关于旭日集团的新闻已是2011年，汇源集团以1201万获得包含“旭日升”在内的全部164个商标所有权，也曾一度复产旭日升饮料，但3年后完全放弃，因为连汇源自己都已经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07 汇源果汁也是脱胎于国企的大型饮料企业。 汇源的灵魂人物、1952年出生于山东省沂源县的朱新礼，即使成为亿万富翁后也始终保持着憨厚的农民面相与口音，很容易给人留下和蔼可亲的印象。 当然，已有无数企业家的故事告诉我们，看面相是最靠不住的。 幼时家中的贫困给朱新礼留下了太深的印记，并未接受太多教育的他，一有机会便会大干一番来改善经济状况，年轻时靠跑运输发家，且商政两开花，被村民选举为村委会主任，带领村民共同致富。 从一开始朱新礼便看准了山区的优势，带领村民放弃玉米改种市场价值更高的葡萄，没几年时间便让东里东村成为远近闻名的“万元户村”。 由于成绩突出，朱新礼成为受重点培养的县后备干部，37岁时被送到山东省经济管理学院进修，学成归来受命县外经委副主任，1992年成为副县长的热门人选。 显然，朱新礼并没有去做副县长而是辞职下海，成为“92派”。 起初，朱新礼接手了已停产3年、负债达千万的县办罐头厂，并将其更名为山东淄博汇源食品有限公司。此后一年，朱新礼通过引进德国水果加工设备、参加德国食品展等方式，为厂子赢得第一个大单，起死回生。 有了这样的底气，1994年朱新礼带领30余人的团队进驻北京顺义，创立完全民营的北京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也就是如今的汇源。 08 此后数年间，利用冠名新闻联播报时、春晚等广告方式，汇源体量迅猛增长，2000年达到12亿年销售额、占据全国果汁市场23%的份额。 同在2000年，为寻求进一步扩展市场的充裕资金，在经济管理学院进修过的朱新礼，开始了日后让他喜忧参半的资本游戏。 朱新礼首先找到了唐万新执掌的“德隆系”。彼时尚值“中国第一庄”德隆系的辉煌时期，爱喝酒爱打猎的唐万新带领德隆从一家地处西北边陲的小企业发展为控制资产超1200亿的金融帝国，正做着“大产业整合梦”，唯一不缺的就是钱。 唐万新 2001年3月，汇源与德隆共同出资成立“北京汇源”，其中德隆出资5.1亿现金持股51%，汇源以设备及技术入股占49%。朱新礼利用这笔资金在全国新增20余个大型生产基地，全国仅有14条的PET生产线，汇源独占11条，风光无两。 然而，随着热衷资本游戏的德隆因2001年沪指大跌陷入泥潭（从2000点跌至1300点），朱新礼也开始品尝到被资本反噬的滋味。为了护盘，德隆开始从汇源借钱拆东墙补西墙，一年时间从汇源借走3.8亿资金。 这让朱新礼感觉与德隆继续合作下去并不是一个好买卖，德隆原本答应的5.1亿股本投资，实际只到账了3亿，如今又借走3.8亿，时间一长汇源势必被拖垮，遂向德隆提出：以一星期为限，谁先拿出8亿元，谁就能收购对方股份的方案。 协议第二天，朱新礼通过与北京顺义县委达成合作的方式筹得2亿资金，成功与德隆系分手。 舆论不乏批评朱新礼短视之声，但2003年伴随宏观调控德隆系轰然倒塌、唐万新下狱，这种声音很快消失。与德隆分手后，朱新礼提出“合作先于上市、产业投资人先于财务投资人”的理论，继续吸引资金。 2005年，汇源分拆果汁产品业务为“中国汇源果汁控股”，统一集团斥资2.5亿人民币，拿到5%的股权。2006年，朱新礼再次为汇源果汁引入法国达能、美国华平基金、荷兰发展银行、香港惠理基金的2.2亿美元融资，为上市做好了铺垫。 2007年2月23日，汇源果汁成功登陆港交所，IPO当日上涨66%、市值达到24亿港元，为当年港股最大IPO。 09 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民族情绪高涨，多年来一直主打“民族品牌”的汇源同样受益颇多达到发展顶峰。 获得2008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称号的朱新礼可能都已经忘了，2000年前老祖宗便曾经说过，得于斯者毁于斯。 朱新礼获得CCTV年度人物后不久，汇源便被媒体爆出销售额下滑、并购及投资新厂导致负债率过高、折旧与土地使用权摊销等费用吞噬企业利润的消息，让朱新礼倍感压力，遂提出剥离果汁生产及销售业务，转向布局果汁上游产业做纯果汁原料供应商的方案。 可这一转型方案在施行第一步便以惨败告终——汇源果汁“卖身”可口可乐未遂。 2008年9月3日，可口可乐宣布将以每股12.20港币、共计179.2亿港元的价格全额收购汇源果汁，持股41.53%的朱新礼将可套现74亿港元。这是当时可口可乐发展史上除美国本土外最大的一笔收购交易。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尤其在前文所述北冰洋、山海关汽水正向从外资品牌手中挣脱的背景下，不可将“民族品牌”汇源卖与外国企业等言论纷至沓来。事件几经转折，终以2009年3月18日，商务部依据《反垄断法》认定可口可乐收购将对竞争产生不利影响、裁定其禁止收购汇源而告终。 这让汇源成为中国自2008年实施《反垄断法》以来第一家未通过收购审核的企业，错失良机的汇源，此后业绩停滞不前。 10 在互联网企业频繁接受跨国融资上头条的当下，因民族情绪导致企业收购失败的事情看起来已十分可笑，但这确实就是10年前发生的事情。 对比2008年可口可乐收购汇源失败，2007年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以“群众运动”方式煽动民意将法国达能驱除出董事会的事情已不难理解。 作为全球知名食品巨头，如今达能在中国市场最广为熟知的产品是依云与脉动。 1996年达能着眼布局中国市场时便看上了娃哈哈的发展潜力，出资4500万美元加5000万人民币商标转让款与娃哈哈一同成立合资公司，达能占股51%、娃哈哈占股49%。这笔投资让达能收益颇丰，此后10年间从合资公司分得超30亿人民币利润。 2006年，达能派驻合资公司的新任董事长范易谋发现宗庆后在合资公司之外建立了一系列由国有企业和职工持股的非合资公司却未将利润归属合资公司、只进入娃哈哈账面的行为，认为其严重损害达能利益，遂提出达能以40亿人民币的净资产价格（对娃哈哈来说很低的价格）并购娃哈哈非合资公司51%股权的要求。 提议自然遭到了宗庆后的断然拒绝，为获得支持，远比达能善战的宗庆后大举借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煽动舆论，双方打了29场国际商业纠纷官司，甚至中法两国元首都亲自下场参与调停，最终于2009年9月30日娃哈哈以30亿人民币对价换取达能撤出娃哈哈合资公司而告终。 “达娃之争”被不少媒体称为“改革开放30年来影响最大的国际商战”。直接效果便是宗庆后家族2010年、2012年两次登上胡润中国富豪榜首位，为避免向“杀猪榜”献祭，2013年接受记者采访时宗庆后表示全家人已全部注销美国绿卡、没有任何外国国籍，也没有移民计划。 11 娃哈哈与达能关系破裂后，财经作家吴晓波写了一篇《“受害者”宗庆后》专栏加以批评，文中认为： 饮料行业早就是一个完全竞争领域，国家政策并无保护之必要，一切愿卖愿买，在这样的领域里，以“民族大义”的名义呼吁保护自卫，则有点贻笑大方，视天下为无人了。 专栏发出之后，同为杭州老乡的吴晓波、宗庆后从此缘尽，再无撰写《非常营销》时的亲密感，此后多年未有来往。直到后来吴晓波做起自媒体，四处参加峰会论坛，两人才有了一次同台，加上联想的杨元庆，3人尬聊了十余分钟后下台。 中国作为占据20%世界人口的巨大市场，跨国饮料巨头希望分一块蛋糕也是人之常情，败北是常有之事，达能则是不了解中国市场的典型。 为了占领中国市场，达能在投资娃哈哈之余，2000年还曾一举收购92%的乐百氏股权，这次虽然没有被赶出，但乐百氏也未获得娃哈哈式的成功，2016年达能将旗下所有乐百氏资产出售给盈投控股，彻底剥离。 12 2008年牵手可口可乐失败后，汇源果汁继续在港股上市，朱新礼也继续执行既定的产业链上游布局战略。2011年播出的电视剧《乡村爱情交响曲》（《乡爱4》）中，朱新礼亲自出席了收购象牙山村谢永强果园的仪式，成为最大牌的客串。 《乡爱4》发布会现场的朱新礼 布局就会烧钱，为了寻求资金，2017年汇源再因朱新礼的资本游戏陷入泥潭。 朱新礼在汇源集团一直有高级经济师的头衔，此时却做着与这一头衔万分相悖的事情。2017年8月15日至2018年3月29日，在朱新礼的授意下，汇源果汁向北京汇源饮料（朱新礼持有该公司绝大部分股权，非上市体系）违规提供42.82亿短期贷款，以供汇源饮料应付临时营运资金需要及还债。 要知道，汇源果汁彼时市值也才53.97亿港币，朱新礼挪走42.82亿人民币，都搬空了。 因朱新礼这一操作未经董事会批准、未签订协议、更未对外披露，严重违反港交所相关规定，汇源果汁自2018年4月3日起停牌至今。 2019年1月至2月，春节期间出货量大幅下滑的汇源再曝债务风波，22天内6名高管离职。 港交所给汇源果汁列了复牌条件清单，如其未能在2020年1月31日前完成，港交所将取消其上市地位。 13 基本需求被巨头们满足后，为寻求差异化竞争，大量中国饮料行业的后起之秀开始以各类功能性噱头占领市场，如大自然搬运工的天然水、去火的凉茶、补脑的核桃乳、养颜的杏仁露、抗疲劳的功能性饮料、种草打卡的网红茶饮店等等，但均没有能丰胸的椰树椰汁开脑洞。 因为多年来的软色情宣传思路，2019年椰树椰汁因最新广告语“从小喝到大”数次登上热搜，很多人都没想到，这家来自海南的企业竟然有这么足的热带风情，就差提刀上马和各路丰胸产品微商抢市场。 事件闹大后，海口工商局介入调查，但你懂得，作为当地的支柱性企业，这类调查往往不了了之。 这件事最大的意义在于让更多人知道了椰树集团领导者王光兴的种种前尘往事，这位隔壁老王可不止关心年轻姑娘的胸那么简单。 今年78岁的王光兴是典型起于草莽的苦出身能人，幼年丧父、母亲靠卖旧衣拉扯大3个娃。王光兴初中毕业后进入椰树集团前身海口罐头厂做临时工，因聪明勤快引起领导注意，被升为办公室文书，平步青云。 不仅能讨领导欢心，老王抓起管理来也是一把好手，到哪个车间做车间主任，很快便会有起色，成为当地饮料行业有名的能人。 1983年，王光兴被调往积弊重重的海口饮料厂做改革厂长，1年时间扭亏为盈；1985年，王光兴再次被调往处于倒闭边缘的海口电子工业总公司，再次实现1年扭亏为盈的奇迹，声名大噪。 因为这份成绩，王光兴1986年以“救火队长”身份被调回海口罐头厂主导改革，毕竟此前5年换了4任厂长都没有让海口罐头厂起死回生，而是越办越糟。 王光兴再一次展现出了过人的商业才能，通过将罐头厂一分为九盈亏自负、破除铁饭碗改为计件工资等方式快速扭转局面。 不久后，见罐头产品利润率较低的王光兴盯上了椰汁市场，以5%产品利润奖励给研发人员的方式短时间即攻克整个椰汁生产行业皆头痛的油脂分离技术，并坚决使用沿用至今“新鲜椰肉榨汁，不加椰子原浆，不加香精”品控标准。 14 广告营销方面，王光兴同样不含糊，让椰树椰汁成为北京钓鱼台宴会饮料之余，开始采用诸如“白白嫩嫩”等涉嫌软色情的广告语在全国大街小巷进行轰炸。1999年的春晚广告上，一位衣着清凉的模特端着椰树椰汁向全国人民讲述“每天一杯，白白嫩嫩”的妙用，也不知当年是怎么审查通过的。 由于特殊的时代烙印，年纪较大的中国企业家们大多展现出对“毛式管理哲学”的向往，其中又尤以宗庆后、王光兴两位为代表，企业内说一不二只是最基本，“偶像崇拜”也玩得相当6，总要展示70余岁畅游长江、80岁下海斩浪的雄风。 一个人想做领袖不难，难的是一群人想做领袖时该如何平衡。从濒临倒闭到单一品类冠绝全国，王光兴也少不了能人的帮助，负责包装设计的柯兰亭便是其中一位。 柯兰亭本是海口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画家，被王光兴三番五次邀请后才答应为椰树椰树进行包装设计，事后柯兰亭与王光兴共同成为10余项椰树椰汁外观设计专利的发明人。 伴随椰树椰汁在全国市场取得成功，作为包装专利所有人的柯兰亭也自然收益颇丰，但1998年柯却突然发现1994至1998年间椰树椰汁每年消耗的数亿张商标纸竟是由一家连印刷资质都没有的小企业提供，且价格明显高于市场平均标准，椰树集团仅在这一项上便多花了7246.8万元。 由于柯兰亭的坚持，此事逐步发展为轰动一时的“椰树集团7000万国资案”，海口市纪委、监察局入驻调查2个多月后以“缺乏事实根据，难以认定”结论告终。 更蹊跷的是，1999年3月4日下午柯兰亭前往椰树集团反映情况时在公司大门口被人连砍12刀，缝合100多针才捡回一条命，此案至今未破。 凶手是受何人指使外人只能猜测，但柯兰亭被砍后直到去世的近20年间，除画画外只做一件事——同王光兴及椰树集团打官司，尽管上诉从未成功过。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真相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在当事双方的数次交锋中，椰树集团爆料柯兰亭在踢爆“7000万国资案”前曾屡次要挟，要车要房要股份，而柯兰亭本人也曾在采访中承认如果没有利益瓜葛，自己不会如此坚持上诉。 15 如今柯兰亭业已去世，王光兴少了一块心病，但股权这块更大的心病也始终不能让他踏实，甚至一度让他面临下台的危险。 说起来，王光兴还是国内最早一批主张进行产权改革的国企领导者之一，早在1989年其将海口罐头厂扭亏为盈后不久便在厂内试行了内部股份合作制，1994年椰树集团亦曾被国务院列为海南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百户试点单位。 如果椰树集团在别的省份或许早就完成了产权改制，无奈在奉行“丑女先嫁”策略的海南省，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早早被扫地出门，一枝独秀的椰树反倒被领导们当香饽饽捧在手心，翻来覆去不想撒手。 加上2003年郎咸平所掀起国企改革论战的影响，王光兴的MBO计划被紧急叫停，又拖了数年时间。 到2006年，海口市政府才批准了《椰树集团有限公司改制实施方案》，将国有资产部分全部卖给椰树员工持股会，完成转制。但这又给王光兴留下了一个股权分散的椰树集团，数度通过各类方式增加持股、掌控决策权而不成，还因内部竞争激烈，遭到“逼迫引诱员工签字，表态支持创始人多持股”的控诉。 只不过，在椰树集团的官宣中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骨干会上含泪辞职的王光兴被在场骨干强烈挽留，只好继续担任下去…… 不管王光兴是不是戏精上身，他总还是完成了转制、保住了自己的领导权，这一点上椰树椰汁要比王老吉凉茶幸运不少。 16 “红绿之争”中惨败后，鸿道集团董事长陈鸿道的火，是喝多少凉茶都败不下去的。 清代道光年间即问世的王老吉凉茶，在广东地区有着极高的普及度，出生于东莞的陈鸿道自然也从小爱喝。 凉茶配方是乳名王阿吉的王泽邦作为发明人给子孙们留下的最大一笔财富，王家后人在1885年即开出了第一家凉茶店，建国后几经改造，产权收归广州市医药总公司所有（1996年正式转型为广药集团）。 神兵在手而不知妥善利用是很多国企的弊病，广药集团也没有成为例外，其生产的绿色利乐包装型王老吉凉茶多年均未打开市场局面，遂于1995年以每年300万人民币的价格授权许可陈鸿道掌管的鸿道集团生产大家更为熟知的红罐王老吉凉茶，租期15年，两种包装曾长期共存于市场，但在销量上红罐王老吉凉茶遥遥领先。 陈鸿道 在陈鸿道的带领下，“怕上火，喝王老吉”广告语成功占领用户心智，加之汶川地震1亿元捐款等营销手段的辅助，红罐王老吉迅速抢占全国市场，一度成为继健力宝之后第二个中国市场占有率超过可口可乐的本土饮料品牌。 伴随红罐王老吉年销售额超过100亿，共患难易同富贵难的问题摆在了广药集团与鸿道集团之间，眼看着祖国山河一片红，手握绿色盒装王老吉却多年不见起色、每年只能收300万品牌费的广药集团又岂能没有想法。 这一矛盾最终在2010年鸿道集团授权许可到期后全面爆发。2010年11月，广药集团在新闻发布会上一面宣布王老吉品牌价值突破1080亿元，一面宣布企业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合作伙伴，这无异于对外公开了其与鸿道集团间的矛盾。 鸿道集团则坚称在与广药集团的合作协议中，已经成功将王老吉商标租赁延期至2020年，双方各执一词对簿公堂，2012年5月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裁定书中裁定鸿道集团停止使用王老吉商标。 随后的事实大家也已非常清楚，广药与鸿道间的红绿之争变为红金之争，鸿道集团以金罐加多宝继续扩展市场，地推过程中多次与王老吉发生“全武行”事件。 鸿道集团此前声称王老吉商标租赁权已延期至2020年也非空穴来风，早在2002年时陈鸿道便注意到了这件事，并于02、03年通过向广药集团原总经理李益民行贿300余万港币的方式换来李对延长许可期限至2020年的许诺。 只是2005年东窗事发，李益民被判无期徒刑、陈鸿道被捕后保释外逃至香港导致续约未能成行。2019年，双方的各类官司依旧不断。 17 像王老吉一样遭遇商标经营权之争的饮料品牌还有红牛。 起源于泰国、总部却设在奥地利的红牛品牌归属于泰国天丝集团，1995年初次进入中国市场时选择与华彬集团联合成立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的方式开拓中国市场，起初公司设在深圳，1998年9月30在北京重新注册，公司成立之日也是红牛品牌经营权生效之日，经营期限为20年。 由于红牛中国发展得非常好（光北京一个生产基地便生产了超100亿罐），2018年9月29日红牛品牌经营权到期之时，双方开始各执一词，天丝表示不再授权，而华彬集团坚称手上有一份双方承诺合作50年的法律文件。 白热化时，中国红牛当家人严彬大骂泰国许家人到中国“摘桃子”；许家人则反讥严彬盗取合资公司利润，毫无商业道德。 拥有红牛配方的许家一度被泰媒评为首富，家族肇兴于许书标这一代，1923年出生于海南文昌的他，2岁时跟随父母到泰国生活，一家人各种打零工攒下一些积蓄后，1956年创立了专做欧洲药品加工的泰国天丝医药保健有限公司，70年代研发针对卡车司机、倒班工人等熬夜用户群的新款保健产品时，意外发明了红牛。 许书标 所以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红牛在市场上都是被当做保健品而非饮料对待。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1993年返乡投资的许书标吃了中国保健品疯狂期过后严打的瓜落儿，因迟迟拿不到保健食品批准证书，最后选择同严彬的华彬集团合作。 彼时双方在合资公司“中国红牛”中的股权占比如下，先是严彬与许家共同出资成了“泰国红牛”，之后泰国红牛在中国红牛中股份占比88%，其余股份英特生物（许家）占7%、环球市场（严彬）占4%、主要生产地的北京怀柔县乡镇企业总公司占1%。 起初双方都合作得非常愉快，但随着2012年许书标去世，家族大权转移到第二代许馨雄手中后，情况急转直下。 矛盾主要在2个层面上爆发，1.双方在泰国红牛中的股份占比问题，严彬称自己占有50%，而许家只承认其占有32%；2.中国红牛的股息分红问题，许书标在世时同意了严彬将利润用于公司增资而暂不将股息分配给股东的提议，但许馨雄接手后算了算，觉得这么多利润如果不分，就全让严彬给吞了。 2个矛盾最终在2015年9月的中国红牛董事会上公开化，严彬表示已经支付了股息，但许家人称这笔钱是通过严彬名下香港华彬集团的账户收到的，证实了自己此前的猜测。严彬大怒，立即改口称不解决好泰国红牛股份的事情，这件事就不谈。 僵持1个多月后，双方也曾各做让步，许家承认严彬持有泰国红牛49%的股份，严彬也同意开始计算股息问题。但到了查账环节，双方又变得剑拔弩张，迟迟不能推行下去。2016年，许家将严彬踢出泰国红牛董事会，双方展开拉锯式诉讼的同时，许家在中国地区寻找着新的合作伙伴，严彬则创立几乎和红牛没什么区别的战马。 因为这场热闹的商业争斗，此前均颇为低调的许家及严彬身上聚集了镁光灯，生活的很多侧面也开始被媒体报道。如严彬十分热爱豪华高尔夫庄园、酒庄的建设与投资，北京周边有上千亩的高尔夫俱乐部、夏威夷有高尔夫球场、法国波尔多有红酒酒庄、伦敦有市价超4亿英镑的豪华物业等等。 严彬 富了两代的许家，第三代身上逐渐显露出纨绔的迹象，许书标去世半年后，27岁的许家第三代沃拉育在曼谷闹市区开着法拉利以170迈的速度撞死一名巡警，舆论哗然。警方立案后，沃拉育又在律师的帮助下以各种借口拒绝接受传讯、依旧乘私人飞机到处游玩，警方迫于民意压力发出逮捕令后，沃拉育又神奇的消失了，等诉讼时效一过（6年），照样风光人前。 18 财大气粗的门外汉闯进饮料行业的故事也有不少，最著名的莫过于恒大冰泉。 大的许老板不仅喜欢爱马仕与范冰冰，更是个闲不住的人，每当房地产主业进入新一轮调控周期，许老板就要进入一个新的产业、讲一个新的故事来提振市值，2019年是造车，2013年则是矿泉水与粮油。 动辄便把一个亿当做小目标的富豪们是不会算小账的，彼时许家印为恒大冰泉提出的年销售目标是100亿的规模，结果到整个2015年，恒大冰泉只实现了10.9亿元的销售额，还录得亏损23.7亿元。被打了脸后，2016年恒大全部出售集团在矿泉水及粮油业务中的权益。 许老板都不行，其他人就更没几个行的了。 看来，世界是你们的，世界也是我们的，但饮料行业终究是那帮“老家伙”们的。 中国养猪往事 从郑州新郑机场下飞机，打车半个小时就能开到郊区的薛店镇。下了高速，拐进该镇的“世纪大道”，便可看到上市公司雏鹰农牧的招牌。 雏鹰农牧是A股第一家养猪上市公司，每年来调研的投资者很多，他们的共同点是下车后都会先猛吸一顿鼻子，试图嗅出空气中的猪粪味儿。不过进了厂区，他们便会被接待人员拉到一个4800平米的展厅，门口赫然写着三个大字：猪公馆。 猪公馆有精致的猪文化看板，有巨大的养猪场模型，厅中央还摆着一头白胖的肥猪塑像，周围环绕着四只小猪，引得访客纷纷合影，竞相与猪同框。2016年我去调研，刚一进门，讲解员姑娘就大声地说道：“我们这儿展的全是猪！” 我看了下墙上贴满的领导合影，顿时感到中原大地民风淳朴。 雏鹰的老板是薛店镇本地人侯建芳，故事很多，比如从国学班挖了个女讲师来做总裁、资助儿子侯亭阁搞电子竞技、豪掷上亿入股沙县小吃、转型搞金融最后负债百亿等，这些故事在资本市场圈广为传诵，共通点就是：跟养猪没什么关系。 2019年是己亥猪年，但迎来本命年的雏鹰农牧却流年不利。去年下半年以来，雏鹰陆续被曝出财报造假、现金流紧张、股票质押被平仓、信用等级被下调、用猪肉来“肉偿”5亿贷款等负面消息，而侯建芳所持的12.6亿股股份也被轮候冻结。 上市公司陷入困境，产业链上的养殖户也不好过。据新京报报道，雏鹰合作养殖的三门峡市中朝村的养猪户张大飞，从去年11月开始就遭遇了饲料供给短缺，在把家里秋收存下的2000多斤玉米喂了猪之后，最后还是在15天里饿死了57头猪[4]。 2019年1月30日，在离春节还有6天的时候，雏鹰发布公告称预计亏损29~ 33亿，理由是“公司资金紧张，饲料供应不及时，公司生猪养殖死亡率高于预期”。面对这种“扇贝跑了”级的解释，有网友调侃：如果按肉价来算，这至少得饿死百万头猪。 百万头猪倒在了猪年春晚之前，仿佛给这一年定了个调。 01 在陆家嘴，你至少可以找到5000个对养猪产业分析地头头是道的金融民工，比上海养猪的农户还多。他们整天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就叫做“猪周期”。 在过去的十六年里，中国经历了差不多4轮完整的猪周期，每一轮周期的长度差不多在1400~1500天左右，上一轮的周期底部在2014年4月，推算下来，到雏鹰饿死百万头猪的2018年底，猪价已经在底部徘徊了小半年时间了。 每次“猪周期”，故事和情节都非常类似：猪肉价格下跌——养殖户大量淘汰母猪——生猪供应量减少——肉价再次上涨——养殖户倒过头来大量补栏——母猪存栏量大增——生猪供应剧增——猪肉价格再次下跌。 2006年以来的三轮猪周期，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节奏来走的。在每次周期底部，养殖户都会陷入亏损，开始淘汰（杀猪的文雅说法）母猪。有人会疑惑：既然猪周期明确存在，为什么养殖户不逆势而为，在底部扩充产能，等到周期顶部时赚大钱呢？ 这里的原因很多，但主要原始是中国的养猪业跟中国的证券市场一样，散养户太多，占比接近50%。这些普通的农民家庭，并不懂高深的周期理论，只知道在肉价暴跌时杀猪抛售，在肉价大涨重新上马。他们起早贪黑，泪水和汗水一样多。 而在2018年这轮底部，除了亏损导致的去产能外，又叠加了一只非同寻常的黑天鹅：非瘟。 2018年8月3日，辽宁沈阳出现了首例非瘟疫情，随后扩散到全国多个省份。截至到上个月底，全国31个省份均有非瘟疫情出现，累计数量多达150起，累计扑杀生猪116万头。要知道，中国生猪存栏总数大约是7亿头，116万似乎占比不高。 但非瘟间接“消灭”的生猪数量远超116万头，根据新牧网的调研显示，全国各地区的养猪产能去化严重，去化中位数为50%，个别地区如江苏甚至减少超过80%，各地散养户的抛售和清场是这种剧烈去产能的主要原因。 最终的猪肉减产是多少呢？咱们不敢妄加揣测，只看权威数据，比如中国肉类协会会长李水龙就做过估算：2019年猪肉总产可能下降15%-20%，即减少800万-1000万吨，“也有认为减产可能达到40%，缺口在1500万吨以上”。[5] 供给锐减的同时，猪肉的需求仍然很坚挺。众所周知，需求弹性小是农产品的普遍特点，这意味着供给的小幅度波动，极易引起价格的剧烈变化。昔日的“蒜你狠”，“姜你军”“豆你玩”，之所以能够炒起来，跟农产品的这种特性不无关系。 猪肉也是同样道理，微小的供给减少就会引发价格暴涨。比如在2007年，我国生猪供给减少8%，而猪肉价格却上涨了65%左右；2011年，我国生猪供给减少了6%，猪肉价格却上涨了46%左右；2016年，生猪供给减少3.3%，猪价却上涨了22%。 券商做过一个简单的测算：生猪供给收缩程度跟猪肉价格上涨程度，大概是1:7的关系[3]。而根据农业部的统计，到2019年6月我国生猪存栏量同比下降了25.8%，所以你猜相对去年的价格最低点10元/公斤，这轮猪肉最终会涨到多少？ 互联网用户的价值连猪的零头都赶不上，当初着急玩转型搞电竞的雏鹰农牧，恐怕要哭晕在猪圈里了。 02 侯建芳在带领雏鹰农牧沉迷资本运作之前，也是一副浓眉大眼，专心养猪的朴实形象。 1988年，三次高考落榜的侯建芳心灰意冷，决定老老实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种地显然不能致富，他就琢磨着搞农副产业。在去郑州上了23天的畜牧培训班后，侯建芳回家借了200块钱创业，开起了养鸡场，很快就挣到了第一桶金。 2004年，养鸡吃到甜头的侯建芳挺进养猪业务，在经历了几番波折后，雏鹰农牧逐渐形成了“公司+基地/合作方+农户”的独特模式，带动了当地不少农民致富。在2006年，雏鹰农牧的利润首次超过了1000万，后来更是连年翻番。 侯建芳身上有着明显的那种80年代乡镇企业家的精明和土气。2007他去深圳华商书院进修“国学”，认识了在书院里担任国学讲师、从没接触过企业管理的美女班主任李花。有一天，侯建芳从郑州飞到深圳，找到李花，一脸真诚地表示： 李老师，我观察您很久了，您就是我一直想找的人才！ 就这样，国学讲师成了这家养猪企业的副总经理，后来更是升任总裁。侯董事长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气魄和“万花丛中唯有你”的慧眼，被各路掮客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公司上市后，他们揣着各种项目和方案，纷至沓来。 2014年，猪周期到达了底部，雏鹰在这一年亏损了1.84亿，而与此同时，创业板和互联网的一片红火让侯建芳心动不已，驱使他把精力从养猪身上挪开，投向了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前后在各类项目上花了70多个亿。 猪周期下行阶段，雏鹰上哪儿弄这么多钱？2018年6月市值风云发表了一篇质疑雏鹰财务造假的万字长文[6]，揭示了它家的一项新发明：猪圈转移大法。简单来说，就是跟股东募资建猪圈，建好后迅速卖出套现，拿到钱后去搞别的，路子很野。 对于这种从朴实土气变得浮夸虚荣的人，郭京飞在《都挺好》里骂的那句话就挺好：“苏大强，我妈去世后，你变得太狂野了！” 后来的事情众所周知：雏鹰在2018年6月被市值风云质疑财务造假后，后面连续遭遇评级下调、资金链断裂、债务违约、业绩巨亏的漩涡之中，最后在猪肉价格飞涨的2019年8月份，这只昔日的“养猪明星股”，被证监会勒令退市。 侯建芳着急转型，有人认为是猪周期的寒冬所致，也有人认为是资本市场诱惑太大，但就是没人提过这点：侯建芳可能是真的不喜欢养猪啊！ 养猪再关乎国计民生，也毕竟是个伺候猪吃喝拉撒的土鳖行业，没法像“褚橙”那样可以精心包装自己，跟金融、地产和互联网这些高大上的行业比更是自惭形秽。在靠猪发家的富豪里，侯建芳这样想，雨润的老板祝义才也这样想。 雨润不养猪，只杀猪，是中国最大的肉制品生产公司之一，跟河南双汇齐名。2001年，祝义才靠卖猪肉进到了《福布斯》百富榜，很快就向地产、文化、旅游等领域拓展，最后深陷债务和亏损的泥潭，人也锒铛入狱，比侯建芳还惨。 侯建芳和祝义才想转型互联网和地产，可以理解，不过讽刺地是，那些互联网和地产领域里的大佬，却都想养猪。 03 2014年12月，王思聪跟姜文新片《一步之遥》撕的天昏地暗，他爹王健林却做了个决定：去贵州养猪。 地点选在丹寨县，目的是扶贫。首富出手，自然不同凡响，他计划建设30万头规模的黑毛猪养殖场和屠宰厂，由万达提供猪仔和饲料，全县贫困人口无偿入股养殖场，享受分红，生产出来的猪肉直接通过万达广场卖到全国。 当然，来贵州扶贫的另外一个背景是[7]：贵州是中国唯二两个万达没有进入的省份（另一个是西藏）。王健林宣布去贵州扶贫的三个月后，万达就跟贵州省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而两年半后，贵州第一家万达广场在六盘水开业。 不过养猪却比盖万达广场难多了，在一段从内部流出的视频中，王健林压着火气对丹寨政府人员说道：“原来我以为盖个猪场……他回去跟我说要十万头猪场要几个亿，我说你盖个猪场要几个亿，我们盖个五星级酒店才多少钱？” 王健林的吃惊并不令人意外。这些年，跨界进入养猪行业的巨头此起彼伏，比如高盛、网易、复星、碧桂园等跟猪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公司，他们进到行业里才发现，这门古老的技艺已经成为一项耗资巨大、管理精细、技术密集的生意。 建国后的养猪模式，经历过三个阶段：1950年到2000年以农村散养户为主，在宅基地的猪圈里养；2000年之后是专业化养殖户崛起的阶段，逐渐形成“公司+农户”的温氏模式和“一体化自育自繁自养”的牧原模式，大型养猪巨头不断涌现。 网易和万达这种养猪门外汉，不擅长跟农民打交道，只能选择自繁自养的牧原模式。但这种模式是名副其实的重资产投资，每10万头猪投资额超过1亿元，再加上节节上涨的饲料和人工成本，难怪连中国首富都抱怨嫌贵。 除了投资大之外，养猪的难度随着规模不断变大。一个出栏量10万头的养猪厂，不仅要操心育种、饲料、人工授精、疫苗、大气污染、水污染等无数琐事，还要琢磨如何提升料肉比、PSY、商品代存活率等核心商业指标，管理成本极高。 正因为如此，万达在动手养猪前犹豫了半年，甚至考察了全国5个养猪企业，发现都不怎么挣钱，于是便放弃了在丹寨县养30万头猪的宏伟大计，转而开发万达小镇，搞旅游地产和商业地产，回到了万达熟悉的老本行上去了。 除了万达之外，那些嚷嚷着要养猪的大佬们，最后基本都是纸上谈猪，雷声大雨点小。因此，下次再有人声称要去下乡扶贫，建议大家先查查当地主官的姓氏名讳，就会理解：有钱人做事的目的，往往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 唯一养出猪的是丁磊，但出栏量只有2万头，规模是行业龙头公司的千分之一，而且售价高达49块一斤，不具备代表意义。不过网易宣传片里的黑毛猪毛发浓密，浑身黑亮，深受发量稀少且不差钱的杭州程序员们的欢迎。 养猪难，难养猪，这不仅是地产和互联网巨头的感受，也是这两年普通养殖户们的感受。 2014年之后，散养户开始大量退出市场。这跟农村劳动力减少有关，但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环保禁养限养越来越严。光在2016年，因环保整治而减少的生猪存栏就达到了3600万头，到了2017 年，又有2000万头猪被环保淘汰。 到了2018年，非瘟的肆虐让散养户的退出速度大幅提高。幅度有多高，一个数据可以说明：国家统计局在山西晋城调查走访，发现由于疫病的影响，这个年出栏量近180万头的山西生猪产业第一大市有三分之一的养殖户选择退出了养猪业。[5] 谈到养猪，我们总喜欢聚焦在那些玩票的商业大佬、作死的A股老板、疯涨的养猪股票身上，而那些黯然离去的普通养殖户们，他们还好吗？ 04 毛泽东在1959年10月31日给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写过一封信，里面讲道：“有人建议，把猪升到六畜之首……我举双手赞成，猪占首要地位，实在天公地道。” 一个多月后，《人民日报》头版上印上了六个大字：“猪为六畜之首”。 60年过去了，这么深刻的总结，我觉得有必要再学一遍，比如在猪的本命年，是不是应该多关心下那些起早贪黑伺候六畜之首的农民们？ 2014年，我国农村和农业环保领域第一部国家级行政法规《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实施了，对散养户的管理开始趋严，全国开始在南方水网133县、京津冀等区域划定禁止养殖区，养猪逐渐成为各地“嫌弃”的低端产业。 效果是惊人的。目前全国划定的禁养区4.9 万个，面积63.6 万平方公里，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21.3 万个。从2015到2017年，累计清退产能约6000 万头。这些宏伟的数据背后，是一个个家庭养猪户的永远离去。 引导散养户退出养猪领域，大方向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执行层面，本文就不展示养猪户在网上的那些伤心留言了，这里只引用一段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吉炳轩在2019年6月25日审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时的谈话[8]： “去年一些地方为应付环保检查，把农民家里的猪圈、鸡舍、羊棚全拆了，农民意见很大，认为这是胡来，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让农民养猪、养鸡、养羊怎么能行呢？应在粪便的处理上想办法，而不是毁掉鸡舍、扒了猪圈。” 回到文章开头，2016年我在薛店镇调研，同行的一位农业研究员统计了20个养猪户的年龄，发现平均数据是49岁。上个月我给他打电话，他告诉我这20个养殖户今年只剩下5个还在养猪，即使猪肉再涨，他们也不会再回来养猪了。 最有效的供给侧改革，莫过于政策叠加老龄化带来的一整代人的退出，他们黯然离去的故事，在无数所谓的“低端产业”里重复。 《美国工厂》：一个非典型的制造业故事 2017年1月6日，一行神色匆匆的美国人空降在福建省福清市，他们都是中国商人曹德旺在俄亥俄州投资的那家汽车玻璃工厂的管理层，落地后福耀玻璃工厂“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标语格外显眼。 作为县级市的福清，最拿得出手的旅游胜地是石竹山、东壁岛与南少林，但这些美国人却根本无心休闲，作为业绩落后、管理混乱的一方，他们只想把中国工厂的先进经验带回去。 福耀集团在美建厂后，已经亏损了三年，用曹老板的话说：“美国工人效率低、产出低、不能管……让美国人理解并接受我们中国人在那边投资，这是比较大的问题。” 尚未进门，美方主管就听到了中方主管在集体合唱企业之歌。没见过此等阵仗的美国人不禁自问，集体唱企业歌曲是一种凝聚共识的好办法吗？ 福耀玻璃的标准车间内，美方主管们在“每天走7千片的流水线”上目击了一把中国工人“毫不停歇”的手速，更令他们感到震撼的，是工人们半军事化的班前例会。 随后，一位操着流利汉语的美国主管跟一位中国班头谈起了业务： 美国员工就是太烂了！……我们最好的工具是胶带，把胶带封在嘴巴上，他们会表现更好。 当然，也有喜欢瞎转悠的美国主管，他们偶然间发现，中国工人处理碎玻璃时没有佩戴防护工具，甚至手套也不是防割手套。而一天工作12个小时的中国女工，一年只被允许回家一次。 与这种严苛的工作环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随后迎春晚会上，中国工人们的神采奕奕：一群姑娘们唱着“智能精益是趋势，各行都得往上靠”；一群穿着荧光紧身T恤的小伙举着几块车用玻璃，在黑暗中乱舞；甚至连美国人都挂着红毛巾，乐呵呵地手搭着肩开起了人行火车…… 这鲜为人知的细节来自于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投资制作、奈飞（Netflix）发行的纪录片《美国工厂》（American Factory）。 本片选用了一个中国观熟悉的角度，来切入美国制造业衰弱的问题：中国“玻璃大王”曹德旺投资重建了位于“铁锈地带”俄亥俄州代顿市郊区莫雷恩（Moraine, Ohio）的巨大工厂。在这个过程中，中美企业在文化、制度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激烈碰撞。 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商人前往资本主义大本营振兴制造业，并与美国工人阶级联盟斗智斗勇，在这个特朗普呼吁美国企业撤出中国的时代，显得相当魔幻。这部纪录片引起了广泛的社会讨论，烂番茄新鲜度高达98%，这意味着98%的观众对影片给出了正面的评价。 下面，本文将带大家解读这部佳作，这是一个中国民营制造业出海的故事，也是一个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故事。我们将在故事之外，穿插大量背景资料和数据结论。为了便于读者理清线索和逻辑，本文将这部纪录片分成四个部分： 01. 蜜月：图纸里的制造业美梦 02. 困境：山雨欲来的工会战争 03. 反击：资本家如何对付工人 04. 终局：无法追回的产业荣光 下面进入正文部分。 01. 蜜月：图纸里的制造业美梦 作为莱特兄弟的故乡，莫瑞恩地区拥有着辉煌的制造业历史。上世纪10年代末20年代初，莫瑞恩以制造飞机闻名全国，此后通用汽车入驻该地，这里生产的雪佛兰S-10型汽车家喻户晓，也养活了当地一代又一代的人。 （PS. 关于代顿市制造业衰落的故事，恰好也有一部纪录片反映，可以在读完本文后，点击文末的“延伸阅读”，配合食用）。 面对当前的困境，俄亥俄州政府和莫瑞恩地区决定花大力气招商引资。他们的救世主，是来自中国的“玻璃大王”曹德旺。 早在2007年，福耀玻璃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已达60%，稳坐国内汽车玻璃生产的头把交椅，但全球市场占有率才3%[1]，扩大海外市场成为一种必然选择。2012年大客户通用汽车提出要求，在2017年之前福耀玻璃必须在美国建一个工厂，这成为曹德旺出海寻找投资工厂的契机。 2013年，在同时考察了阿拉巴马、田纳西、肯塔基和密歇根等地后，曹德旺最终看上了俄亥俄州代顿市莫瑞恩区一座通用汽车废弃的巨大厂房，占地上百英亩。他一走进这间废弃工厂就非常喜欢，觉得风水非常好，于是很快就敲定下来，不会英语的曹德旺通过翻译向当地人示爱。 曹德旺非常看重风水，据说他在给南京大学仙林校区的社会学院捐楼时曾特意指定一块地势较高的地皮，因为“风水好，可以生儿子”，并称之为“鼠朝食”（即老鼠藏食物的地方，聚气）。据南大知情人士透露，搬入新楼后，社会学院老师生出的娃果然都是儿子。 当然，吸引曹德旺来投资的不仅是风水，美国的地方政府们也是下了血本。莫瑞恩政府承诺，只要曹德旺雇佣的美国员工超过1500人，政府就从第三年（2017）开始每年给福耀发20万美元补贴，五年至少100-180万。俄亥俄州政府更大方，只要福耀解决1500人以上的就业，就五年给他发1300-1500万美元，雇得越多发得越多。 此外，莫瑞恩还免去了福耀办公楼15年的产权税，这又让福耀少花近800万美元，几项优惠加起来总价值超过3000万美元，而厂房购买与改造也差不多这个价，相当于曹德旺来美国开厂基本没花钱。当地甚至将工厂前方的道路都改名为“福耀大道”（Fuyao Ave），对新工厂的寄予厚望可见一斑。 2014年曹德旺的投资开始逐步落地后，而改变几乎是立竿见影的。大量的工作机会让当地人重新振奋起来，工龄达28年的娴熟技工、资深人力资源师、机械工程硕士男……这些被通用汽车抛弃的员工们纷纷向新工厂投递简历。悬挂着福耀玻璃旗帜的工厂焕然一新，一千多名新员工斗志昂扬。 重新获得工作的当地人欣喜若狂，纪录片中一位名叫鲍比的黑人工人就直言感谢上帝，我有事做了。 而工资带来的生活改变，则更让人对未来充满向往。叉车操作员吉尔是一名中年妇女，在通用关闭后，失去了自己的房子，后来长期寄居在闺蜜家的地下室。在福耀工厂重新上岗后，她又能够支付的其每月480美元租金的公寓了，这个单身的中年妇女为有个自己的家感到幸福。 工厂内中美两国的员工也在工作中日渐熟悉起来，窑炉主管罗伯深深的感谢中国员工“王”对自己的无私传授，他将王视作自己的中国兄弟，并邀请“王”去自己家过感恩节吃火鸡。 此刻莫瑞恩上上下下都视曹德旺为救世主，福耀集团老板的每次前来视察都能够赢得员工们雷鸣般的掌声。一位黑人老大哥为了感谢老板带来的工作机会，盛情邀请曹德旺参加他的家庭烧烤。 但有中国“首善”之称的曹德旺首先是个商人，对美国的投资并非慈善行为，他给美国市场设定了2017年盈利2亿美元的目标。面对内地媒体发出曹德旺是不是要跑了的诘问，这位精明的福建人扒着手指给记者算“中国天然气2块2一立方，美国只要7毛钱；美国的电价也只有中国的一半，才3毛钱。” 曹德旺认为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已经不那么凸出，在他看来，美国除了人工什么都比中国便宜，投资美国完全是一项有得赚的生意。曹德旺关于中国制造业税负等综合成本过高的言论，还引发了内地舆论界的大辩论，但福耀集团的老板此刻更关心的是他美国的投资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正式运行。 曹德旺为企业聘请了两位美国高管：总裁约翰高蒂尔(John Gauthier)和副总裁戴维伯罗斯(David Burrows)，他相信一家完全融入美国本土的企业更容易实现盈利。 2016年10月7日，福耀美国莫瑞恩工厂举行了盛大的竣工庆典，曹德旺亲自指挥安排了现场的布置。现场名流云集，人们相信这座工厂将带来美好的未来。然而祥和的气氛被俄亥俄州议员谢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彻底破坏了，他在演讲的最后不识时务的提到“这里的很多工人正在努力组成工会，俄亥俄州有着悠久的工会历史。” 这不在计划内的演讲词显得格外刺耳，听到“工会”这个词，台下的曹德旺面色一沉，副总裁戴维更是怒不可遏的表示，要用剪刀把参议员布朗的头剪掉。 工会这个词像击中了福耀集团莫瑞恩工厂的命门，气氛瞬间紧张了起来。 02. 困境：山雨欲来的工会战争 随后的庆典媒体会议上，曹德旺“直言我们不愿意看到工会在这里发展，因为工会影响劳动效率，直接造成损失。”他斩钉截铁地告诉参会者：“工会进来，我关门不做了。” 工会的威胁只是一方面，更让曹德旺心烦的是，工厂的车间里充斥着不合格的产品。 在“生产速度”与“产品质量”的矛盾难以调和之际，美国工人开始抱怨福耀那并不符合OSHA（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要求的狭小生产线里，对繁重的劳务、闷热的环境和亟待改善的保障愈发难以忍受。 从这时起，开始有人举着“支持工会”的牌子穿越厂房，他们在被保安请出去前，经过的地方总能听到呼声。 有工会支持者提供线索，电视媒体也很快披露出了11起针对福耀的安全投诉，俄亥俄州这家工厂的形象一下子跌入谷底。 每天都有福耀员工涌上街头，他们背后的组织——UAW（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开始积极的谋划在福耀的莫瑞恩工厂成立工会。 专注于为汽车工带来高福利的UAW是美国工会的扛把子，曾在1930年代与通用、克莱斯勒、福特等所有数得着的车企干过架，杀手锏就八个字：死缠烂打、软磨硬泡。他们声称为企业找到了经营盈利和员工福利之间的平衡点。 像八十年前那样，他们把争取工人权益的过程称为“战斗”。相当一部分美国人无须动员就加入了抗议队伍，一位女工说出了他们共同的想法：“他们称我们为老外。我们希望觉得自己是在美国工作，而不是走进大门，就离开美国到了中国。” 在美国员工眼里，中国人态度强硬、行为粗暴；而在中国员工看来，美国人态度懒惰、业绩低下。所有的人都得不到休息与加班费，显而易见的是，美国工人还没有习惯，也不打算习惯。曹德旺不得不频繁的往返与中美之间，美国工人的问题显然比他最初想的要棘手。 曹德旺最终决定让美国工厂的中层干部们，一起到福耀集团的总部，福州福清去学习一下中国工人是怎样工作的，这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那位中文说的很溜，声称要用胶带封上工人嘴巴的美国车间主任，回国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让美国工人排队报数，想在美国来一场社会主义工人的试验。但结果无情打脸：美国工人根本没有中国工人身上的那种军事般的“组织性”，懒懒散散，敷衍应付，根本不理他。 但有了UAW的撑腰，美国蓝领开始底气十足地拒绝主管的“无理要求”，有些涉及到了安全隐患，有些则是不合理的操作。 这一阶段，越来越多的工人相信，工会进不来的地方，就会进来隐患与工伤。一位叫做鲍比的黑人员工表示，自己在通用15年，没出过事；在福耀1年，就拄了拐。 在矛盾日益激化的关头，福耀启动了“换帅”程序。 在曹老板看来，拿了高薪却任由事态发展的正副总经理高蒂尔和罗伯斯有“敌视中国人”和”拿钱不办事”的嫌疑，2017年1月到10月工厂亏损了4000万美金，他决定将负责人换成中国待了26年、美国待了27年的刘道川。 这场高层团队的重大改组，能够扭转局面吗？ 03. 反击：资本家怎么对付工人 刚上任的刘道川对西方的那一套很熟悉，他开宗明义地告诉中国员工：美国人都是顺毛驴，搞定他们得有方法，因为咱比他强，所以要耐心引导。 随后刘道川祭出了胡萝卜加大棒的反击三步曲： 1、用利益分化工人群体 2、聘用反工会咨询组织 3、针对性开除刺头员工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例会上，中国主管们却在热火朝天地讨论“让美国人加班”的常规路径，一名“鹰派”班头总结道：“我不在乎美国人怎么想，谁他妈的要上哪儿告我随便他，但是周六全都得滚进来上班……” 而与美国人交朋友的“王”是典型的“鸽派”。在“王”看来，越是出现矛盾，大家就越要互相体谅。当地人并不懒，且和中国人一样“没有选择”，美国人会去再打份工，缓解生活的重压。 那部分“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美国人，很快就得到了刘道川许诺的“一小时加薪2美元”的物质奖励。 很快，认为“工会不能当饭吃”的工人们越来越多，有人明确表示：工会是烂员工的避难所，它只会让好员工在“大锅饭”中随波逐流。 刘道川发放“糖衣炮弹”的同时，福耀的另一只手也没闲着，有着“工会克星”之称的LRI（反工会咨询组织）被请来用于对顽固分子直接缴械。 LRI的代表告诉美国工人：工会设计的合同看起来确实很美好，但结果可能是福耀就对你没有用工需求了。加油，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承担这个后果！ “攻坚战”焦灼阶段，态度强硬的中国班头不无得意的炫耀道：“我在下面有很多耳目，我对付工会的办法五花八门”，接着他掏出手机，指着上面一名实锤的“工会地下党”说：“两周后这里就没有这个人了。” 耽误了工厂赚钱的“工会运动”倡议者们被福耀接二连三地开除。一位始终想在工厂里成立工会的黑人大妈抱怨被指派了两个人的工作量，她明白这是人事在挖坑，好以绩效不行的理由炒掉自己。 另一边福耀玻璃为了彻底肃清工会，向LRI合法支付了100万美金。 2017年11月，美国劳资委决定组织一场官方投票，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福耀是否需要成立工会”的核心争议。曹德旺再次来到工厂，语重心长地告诉刘道川：“你以为我愿意每个月跑过来啊？” 夜晚，曹老板在阳台上一根接一根的抽起香烟，这场至关重要的投票，结果到底会如何，他心里也没有底。 04. 终局：无法追回的产业荣光 代表了1500余名美国工人“自由意志”的投票结果，历时两天而出炉：444票赞成、868票反对。这场一山不容二虎的长期抗战，终于以“福耀完胜UAW”的结果画上了句号。 按照一部分美国员工的说法，如此压倒性的结果，是因为年轻人怕了，他们以为这样可以保住饭碗。 为了抚平“战争”后的心理创伤，加强企业凝聚力，刘道川决定让10位最优秀的美国员工到中国玩一趟。 来自中国的刘道川十分自豪的向美国员工介绍：在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上海，有家豪华酒店的天际游泳池高达55层，这对你们来说是不是很棒！ 2018年，福耀的美国工厂开始扭亏为盈，并增长迅速。做报告的集团领导唯一遗漏的，是工厂盈利与员工获益间最直接的转化关系。 了却了心事，信佛的曹德旺却去庙里烧香拜佛，他坦言自己更怀念那个虫鸣鸟叫的年代，虽然物质生活落后，但人们在生活中却充满了对于未来的希望。 就在工厂盈利之后，福耀那些仅仅满足于“活着”的美国员工，却悄无声息地步入“死地”——曾把“王”带到家里过感恩节的罗伯，因“操作电脑时多花了两分钟”而遭到解职，在驱逐工会势力的前两年时间里，原来工厂一直都在忍耐他的“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罗伯的中国兄弟“王”则把自己的两个孩子和漂亮老婆接来了美国，“王”对现在的生活感到满意。 而先前受了工伤的鲍比则伤感地感慨道：“通用给了我很好的生活，他们关门时，这一切就断了。我们再也赚不到那种钱了，那些日子结束了。” 鲍比在怀念前任，现任却在给自己“找下家”。当曹德旺再次去厂房视察的时候，一位负责“自动化”的高管正在详细描述每块区域的人工被机器彻底取代的时间，“因为他们太慢了”。 就在美国工厂业绩蒸蒸日上的同年，一位57岁的、名叫里基-帕特森的福耀工人，在车间操作叉车时，被倾泻下来的至少一吨重的玻璃倾轧致死，厂房的摄像头完整地把这一幕记录了下来。 针对这家“无工会”工厂安全隐患的吐槽，铺天盖地一般涌到网上，大多数莫雷恩市的留言者，对意外事件并不感到十分惊奇。 帕特森是五个孩子的父亲，已在福耀工作了一年，没人知道5个月前那次本可间接改写他人生剧本的事件里，他投的是“赞成票”还是“反对票”。 05. 尾声 在纪录片之外，我们认为读者还有三个核心的问题需要了解，分别是：1. 曹德旺为什么要去美国建工厂？2.美国制造的成本比中国便宜吗？3. 福耀的美国工厂具有普遍代表意义吗？ 这三个问题没有在纪录片中出现，但只有了解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才能回答那个终极问题：制造业回流美国，到底有没有可能？下面我们将逐一回答这三个问题。 1. 曹德旺为什么要去美国建工厂？ 在福耀刚开始投资美国的那会儿，媒体连篇累牍地解读曹德旺赴美动机，大都归因于“土地、能源、税收比中国便宜”，更替曹德旺编出了一条“办企业不用像在国内一样请客送礼，看上领导脸色”的理由，叠加当时对制造业成本上升的担忧，造成一副“曹德旺要跑了”的架势。 但事实上，福耀去美国设厂只有一个原因：玻璃运输难度大，必须围绕整车企业就近建厂。福耀在全国9个省份的13个制造基地，全部都是为了配套附近的整车厂，比如福耀配套上汽的工厂就位于上海市嘉定区园汽路1258号，离客户的工厂咫尺之遥，隔壁就是上海大众的配件仓库。 福耀早在2011年就拿下了通用汽车这个客户，但如果要供应通用在美国本土的汽车工厂，就必须在美国开设工厂。这就是曹德旺赴美开厂的原因，与成本无瓜。 2. 美国制造的成本比中国便宜吗？ 先说答案：整体成本肯定是美国贵很多，但福耀的产品很特殊，其两项重要的成本项都是美国便宜，导致整体制造成本两者相差没那么大。 如果要了解福耀的成本结构，就要先了解汽车玻璃的生产过程：先将硅砂、纯碱等原材料熔化，制作浮法玻璃，然后对其进行剪裁、磨边、加热、拱弯、成型、钢化、PVB处理，便能得到可做汽车前挡、后挡和侧窗的各种玻璃。通常一辆车要用4.05平方米汽车玻璃。 分拆来看，福耀汽车玻璃成本主要构成为人工成本（18.6%）、制造费用（20.1%）、PVB膜（13.7%）、天然气（11.1%）、电力（7.6%）、纯碱（6.1%）、硅砂（0.7%）等。这里面，人工美国是中国的3倍，天然气美国是中国的25%，电力是国内的64%，其他则相差不大。 综合下来，福耀美国工厂的成本比中国高36%左右，但美国汽车玻璃市场是一个竞争并不激烈的市场（本土的PPG退出市场后，只剩福耀、旭硝子等外国厂商），产品售价比中国高35%，从海外进口又不现实（玻璃运输昂贵），这样一抵消，福耀美国工厂的毛利率跟中国差不多。 这也是为什么，福耀美国工厂能够在2016年建厂，2017年就盈亏平衡，2018年更是盈利2.46亿人民币的最主要原因：产品特性（运输昂贵）+成本结构（依赖能源）。 这里插句题外话，美国的天然气和电力价格比中国便宜，除了资源禀赋的差异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能源供给大多控制在国企的手上，供给侧改革（正好是福耀出海建厂那会儿）其实是将下游的利润转移给了上游，虽然保住了煤炭钢铁的就业，但也增加了下游成本。 3. 福耀的美国工厂具有普遍代表意义吗？ 前两个问题的答案，已经给出了结论：福耀的美国工厂并不具备普遍的代表意义。 汽车玻璃产品独特，较难运输必须就近配套，成本结构中能源占相当大比例，而中美5000亿贸易额中的绝大部分产品都不具备这两个特点，要么像手机电脑，运输成本极低（iPhone手机通常采用空运，单部手机运输成本只有50美分），要么像纺织品，人工占比太高，能源成本再低也没用。 因此，《美国工厂》这部纪录片讲了一个好故事，但选取的样本却并没有代表意义。真正有普遍代表意义的，其实是富士康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的液晶面板工厂。 在2017年7月26日，富士康和白宫共同宣布：富士康将投资100亿美元，在威斯康星州建立一座液晶面板生产工厂。根据当时的乐观估计，工厂将创造就业岗位1.3万个，间接和衍生就业岗位2.2万个，以及施工建设岗位1万个。为此，威斯康辛州向富士康提供了45亿美元的补贴。 但在热闹的开工之后，整个项目就陷入停滞：首先是支持该项目的州长斯科特·沃克（Scott Walker）下台，新任州长显然对这个项目不感冒；之后环保、媒体、学界轮番上阵，对项目施加阻挠，更为关键的是，富士康招募不到合适的工人，也没有足够的配套厂商，项目自然遇到困境。 最后，富士康不得不一再“缩水”，将美国项目的10.5代工厂降级为6代工厂。而富士康在广州同时开建的10.5代工厂进度却势如破竹，在2018年7月厂房封顶，2019年7月底首片65寸产品点亮，下个月（2019年9月），这家工厂将实现量产，而美国工厂只有两幢空荡荡的厂房。 这才是具有代表性的“美国工厂”，工业化之路艰难，再工业化的路更难。 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福利，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 核弹谍影：美国如何炮制出假想敌？ 1996年，前苏联尸骨未寒，美国牢牢地站稳了全球之巅，冷战时期铸造的庞大军事机器拔剑四顾，突然发现自己找不到对手了。 五年前，美国人借助先进的战斧导弹和阿帕奇直升机，将萨达姆的百万熊师打回了石器时代，5000：1的伤亡比例令全世界瞠目结舌；10个月后，前苏联轰然倒塌，冷战宣告结束，200万装备精良的美军便陷入了无事可做的状态，只能拿索马里和南斯拉夫这种国家来练手了。 但到了1996年，新的“敌人”似乎出现了。3月8日，两枚东风15导弹从福建永安点火升空，迅速掠过了台湾海峡，飞向了基隆与高雄外海，作为对李登辉访美的回应。克林顿政府行动迅速，立即调动“尼米兹号”和“独立号”两个超级航母战斗群，把它们部署到了台湾附近海域。 剑拔弩张的96台海危机，给大陆和台湾留下了数不清的野史和传说，但对于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来说，这场危机让他们重新审视了这个80年代蜜月期的伙伴：拥有300万常规部队，GDP全球排名第8，发展道路又跟西方不同。在灯火阑珊处，苏联腾出来5年的位置，似乎有了新的人选。 中国威胁论开始在酝酿，但要想达到全美热议的级别，还需要一个突破口。历史没让他们等太久， 台海危机后，美国梳理了来自中国的情报，发现解放军正在研发的中子弹跟美国的W-88弹头很“相似“，他们断言中国不可能靠自己研制出这种先进武器。很快，联邦调查局就锁定了间谍“泄密”的位置：位于新墨西哥州荒野中的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国家实验室。 在这座重重警戒、防备森严的军事基地，一位名叫李文和（Wen Ho Lee）的美籍华裔科学家进入了FBI的视线：中国血统、参与过W-88项目、拥有最高级别的通行证、曾两次造访大陆，这几乎是一个完美的犯罪嫌疑人。很快，FBI便展开了对李文和明里暗里的跟踪和调查。 而在第二年初，一本名叫《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的书，窜上了美国的畅销书榜单，两位作者曾多年担任《Time》驻港记者，200多页的内容充满危言耸听，基本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怎么办，咱们好像管不住中国了！急剧恶化的环境，逐渐开始暗中扭转这位60多岁科学家的命运。 在苏联缺位的时代，“核弹泄密”和“中国间谍”这样的字眼，撩拨着每一根敏锐的政治神经：国会议员需要选票、司法机构需要政绩、情报组织需要预算，而媒体则需要惊天动地的大新闻。原本松散的各方势力，在这一刻默契地达成一致：他们需要帮美国制造出一个敌人。 于是，60岁的“间谍”李文和，连同艰难的入世谈判，南联盟大使馆上空的炸弹，以及世纪之交空前紧张的中美关系一起，被推上了历史的风口浪尖。 01. 抹黑：你为什么要种中国蔬菜？ 台湾出生的李文和，是一个实现了“美国梦”的典型华裔移民。 李文和1931年出生于日本统治时期的台中县，1963年从台湾成功大学毕业后，前往德克萨斯农工大学深造，于1969年取得博士学位，并在1974年归化为美国公民。1978年，他移居到新墨西哥州，加入了由“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建立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年薪5万美金。 美国Los Alamos国家实验室，2015年 1980年，他把妻子和孩子接到了洛斯阿拉莫斯，搬进了崭新的房子里。在这所蜚声全球的顶级研究机构里，李文和享受着典型的美国小镇中产生活：工作令人羡慕，家庭幸福美满，子女成绩优异。他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并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美国核武器库建设。 1985年，在南卡罗来纳的一场学术会议上，李文和认识了中国科学家李德桓，并应后者邀请以核物理学家的身份，参加了1986年北京的计算物理学国际会议。那是生在台湾的李文和第一次踏足中国大陆，他受到了中国同行们的热烈欢迎。这后来成为他的“通敌罪证”之一。 李文和在1986年之后，又多次参加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学术会议，他严守保密纪律，提交的论文事先都经过了实验室和能源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主管单位）同意，在回到美国后也会向FBI提交完整的报告，甚至在跟大陆科学家通电话时，李文和也允许联邦特工进行监听。 但在美国情报机构调查W-88的“泄密”案时，作为为数不多的能接触到核心机密的华裔科学家，李文和仍然被纳入了怀疑名单中。1996年启动调查后，FBI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翻来覆去地调查李文和，连一张张旅行收据都不放过，却始终无法找到证据，甚至一度结束了调查。 但在“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世纪末，嗅觉灵敏的媒体按捺不住了。《纽约时报》两位记者James Risen和Jeff Gerth，通过各方打听，拼凑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间谍故事。1999年3月6日，他们的重磅报道“洛斯阿拉莫斯泄密：中国窃取了美国的核弹机密”见报[5]，直指李文和。 一石激起千层浪，全美国的媒体都不约而同来到了位于洛斯阿拉莫斯外围的“白石”社区，围堵成为全美焦点的李文和。 文章充斥着大量错误。比如1997年李文和录用了一个毕业于匹兹堡大学的大陆留学生做助手，《纽约时报》称“这位研究助理失踪了”“怀疑他在间谍活动中扮演角色”。而事实上，这位留学生回到了匹兹堡大学，其电话在网站和黄页上都能方便查到，但两个记者却根本没做任何调查。 通过拼凑各种证据，《纽约时报》在文章里指控李文和为“美国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间谍案之一”。凭借纽时的影响力，李文和迅速从秘密调查对象，变成了媒体的头条人物。他家里的电话开始响个不停，各路记者堵在家门口，兴奋地向路人打听：“你知不知道这家人是中国间谍[1]？” 报道刊发两天后，刚刚走马上任的能源部长比尔·理查森（Bill Richardson）在电视节目上公开宣布，李文和因为“违反安全条例“被解雇。 这种近乎大字报的解聘方式，让媒体更加兴奋，有线新闻网和英国独立电视台带头，描述中国人请李文和大吃大喝、游山玩水，好让他做间谍。各路媒体也纷纷加入了这场“如何证明李文和是间谍”的调查工作，《洛杉矶时报》干脆利落的一锤定音：“中国间谍将在十天内被捕“。 为了找到和“中国间谍”有关的证据，记者甚至堵在家门口问他[1]：你是不是在园子里种了很多”中国蔬菜“？ 至此，“中国间谍“已经成为了美国传媒界的狂欢，《华盛顿邮报》甚至把中国人的“间谍传统”，考据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成千上万的海外华人，像蚂蚁搬沙子那样把信息带回国，公元前4世纪，中国军事家孙子就在他的著作《孙子兵法》中，谈到了这种聚沙成塔式的谍报工作[1]。” 但真正着急的人是能源部和FBI，除了一份80年代的中国政府文件，他们迟迟找不到能够证明间谍行为的证据。亲手解雇李文和的比尔·理查森做客美国公共电视台的王牌节目《新闻时间》时，著名主持人吉姆·莱雷尔(Jim Lehrer) 连问三次：“你们怎么还没把那个间谍抓起来？” 当时中国正在进行加入WTO的艰苦谈判，美国媒体将朱镕基计划中的访美之行称作“进入雷区“，李文和事件又给这抹肃杀添上了一个挑衅意味的注脚。3月15日，九届人大二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时代周刊》记者向朱镕基发问[3]：“人们指责中国从事间谍活动，您作何反应？“ 面对全场的屏息静听，朱镕基从容地回答道：“美国方面的人士犯了两个‘过低估计’的错误。第一，过低估计了美国自己的保密能力；第二，过低估计了中国开发军事技术的能力。所谓中国盗窃美国的军事机密的问题，可以认为是一种天方夜谭。[3]” 4月6日，朱镕基乘坐的专机抵达美国，他在欢迎晚宴上活泼轻快、妙语连珠。但美国人似乎并不领情，1999年4月12日，普利策奖公布获奖名单，“国家报道”(National Reporting)的奖项颁发给了纽约时报，并唯一点名表扬了李文和一文的作者Jeff Gerth，称赞他关于中国的系列稿件。 Pulitzer奖颁给NYT，西北大学，1999年 而此时，他们口中“20世纪最大的间谍“李文和，正在白石社区修剪自家门口的草坪。 02. 发难：每个政客都想来踩一脚 媒体向李文和捅出了第一刀之后，如愿以偿地获得了他们想要的流量和荣誉，国会的议员们紧跟其后。 从《纽约时报》的报道之后，美国国会已经就“李文和案”进行了四十余场听证会，参众两院的各类委员，如情报、武装、能源、科学、商务，甚至银行和住房委员会也掺和一脚。李文和后来在传记中讽刺道：华盛顿的每一个政客都想展示自己如何协助政府抓住了一个间谍。 1999年5月6日，一直保持着沉默的李文和委托律师发表了一份声明，详细描述了自己的工作、80年代的中国之行和FBI针对他的调查。但可惜的是，在声明发出两天后，一架B-2轰炸机从密苏里州的空军基地起飞，跨越了半个地球，向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投下了5枚炸弹。 5月25日，炸馆事件疑云未散，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托弗·考克斯（Christopher Cox）突然向媒体公布了一份700页的报告，称中国从美国窃取的不只有核武器机密，还包括洲际导弹和运载火箭等多项技术。报告在结尾抛出耸人听闻的结论：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 报告中说，有3000家中国公司和10万名留学生在美国从事着间谍工作，不单单是W-88，包括W-62、W-76等核弹头也都被中国窃取，总结下来就是：中国那么牛逼，肯定是偷我们的。就连开除李文和的能源部部长理查森看完，都忍不住吐槽：“报告读起来像是推理小说[6]”。 早在1998年初，李文和案就引起了考克斯的注意，“中国间谍”等词语更让主张对华强硬的他格外兴奋。抓住中国间谍，不仅能给克林顿政府一个下马威，也能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增光添彩，他的心思与时任众议院议长，著名的反华先锋金里奇（Newt Gingrich）不谋而合。 考克斯和牛金贵（Newt Gingrich） 1998年6月，克林顿访华前夕，考克斯在金里奇的授意下组建了“特别调查委员会”，拿了200万美元预算。委员会经过6个月的调查，在那年12月完成了这份报告。为了维护与中国刚刚有所缓和的关系，克林顿政府对考克斯报告采取了淡化立场，仅向特定媒体公布了少量内容。 但随着总统大选愈发临近，在政治献金案与莱温斯基案中都没尝到甜头的共和党，迫切需要一个新的突破口来为大选造势。《纽约时报》的兴风作浪和大使馆轰炸事件，让考克斯决定不再犹豫，抛出了报告全文。发布之后，考克斯在国会里名声大噪，人气直升。 对北京来说，这份充斥着“莫须有”的报告是个无法接受的挑衅，时任外交部长李肇星带着澄清事实的使命前往美国，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一次宴会上，一位女士当场质问李肇星：“我们炸了你们的使馆，你们的大学生也砸了我们使馆的玻璃，怎么你们还没完没了了[7]？” 从炸馆事件到考克斯报告，美国各界对中国的妖魔化在1999年5月达到了顶峰，考克斯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通过渲染中国核威慑和“钱学森也是间谍”这样的莫名指控，将反华舆论进一步扩大化，制造竞选筹码。美国国内的反华浪潮此起彼伏，“逮捕李文和”的声音铺天盖地。 压力甩到了能源部和FBI这边，他们每天要花掉8万美元用来监视和跟踪李文和一家，差不多是李文和被解雇时的年薪，但调查却一无所获。情急之下，FBI不惜钓鱼执法，派人假扮中国官员接触李文和，承诺“提供援助”，没想到李文和却主动汇报了此事，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主导调查工作的能源部部长理查森更是如坐针毡，新墨西哥州的人都知道，他想拿到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抓住李文和显然能让自己的形象增色不少。被考克斯抢了风头的的理查森急需扳回一城，建议FBI改变策略：放弃针对间谍活动的调查，从别的角度下手。 随后，FBI将调查的重点转向了李文和的电脑和磁盘，他们发现李文和曾经用磁盘复制过380个关于武器设计的文档，并储存在了自己的非机密电脑里。尽管洛斯阿拉莫斯的大多数员工都曾这样备份文件，以避免系统故障风险，但FBI还是打算据此以“泄密风险”为由对李文和提出指控。 李文和深知，自己的案子已经变成了一项政治任务，FBI无论如何都会把他抓起来——哪怕是以随地吐痰的罪名。他决定赶在特工敲门之前，做出反击。 1999年7月28日，在律师的运作之下，李文和受邀作客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著名访谈节目《六十分钟》，这是他第一次在媒体上抛头露脸。为了保证采访效果，律师还专门请了一位公关专家给李文和打下手。而采访李文和的，便是擅长谈笑风生的名嘴迈克·华莱士（Mike Wallace)。 这段采访在四天后播出，华莱士在节目里问道：“李博士，你觉得这一切是因为什么？“李文和回答说：“我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美国，我通过科学保护这个国家的人民，但美国政府显然不相信一个华裔愿意做出这样的贡献[1]。” “Spy？”，60 Minutes，CBS，1999 与华莱士的访谈引起了华盛顿的注意，正打算在中国人权问题上做文章的国会不希望因为种族歧视砸了自己的脚。政府事务委员会公开指责了能源部和FBI在调查中的不当表现，一些媒体也开始质疑调查的公正性。11月，入世谈判在北京结束的消息传来，留给政客们的时间不多了。 1999年12月，他们终于横下心来，决定动手抓人了。 03. 反转：从公开逮捕到当庭释放 1999年12月10日，4辆没有牌照的小轿车停在了李文和的家门口，十余名身着便服的FBI探员鱼贯而入，前后簇拥着将李文和押上了其中一辆白色轿车。已经被媒体和政客折磨了一整年的李文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也没有多说一句话，他知道这一天迟早要到来。 在被FBI逮捕两小时后，新墨西哥州检察官约翰·肯利（John Kenley）掏出了一份长达上百页的起诉书，共包含59项罪名，每一项都足以判无期徒刑。李文和被安排在一间单人牢房，在开庭之前不得保释，以免他“畏罪潜逃”，而检方给他量身定做的监禁规则，长达15页。 但指控的内容却非常尴尬。由于找不到“间谍”证据，检方只好改为指控李文和“以不正当手段擅自收藏、更改有关美国核武器的绝密情报”。对此检方信心十足：根据调查，李文和曾将实验室的文档备份在10张磁盘中，其中7张至今下落不明，FBI宣称磁盘里储存着“绝对机密”。 四天前，能源部部长理查森、中情局局长特内特（George Tenet）和FBI局长弗里奇（Louis Fritch）在华盛顿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议。FBI和中情局坚持抓人，他们已经为这事花了纳税人几百万美元，不抓人就太没面子，而白宫为了堵上国会里反对派的嘴，也需要一个替罪羊。 于是经过几番讨价还价之后，司法部下达了逮捕决定。 中情局和FBI本想迅速给李文和定罪，好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但这起诉讼从一开始就变成了一个笑话：律师发现，虽然李文和私自储存文档的行为确实违反了规定，但这种做法在美国政府内部也相当普遍——上一个被查出违规储存机密文件的人居然是中情局局长多伊奇（John M. Deutch）。 紧接着，法院发现李文和磁盘中 “美国核武器王冠上的明珠“，大部分居然都能在美国军方网站上公开下载。理查森还没来得及尴尬，手下的洛斯阿拉莫斯先抱怨了起来：由于李文和事件，实验室的招聘工作受到了极大影响，被相中的海外科学家纷纷表示”不想被骗到美国蹲监狱“。 FBI更加没料到的是，李文和非但没有迫于压力认罪，反而在12月20日向华盛顿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能源部、司法部和FBI违反《隐私法》，擅自向媒体泄露大量有关他个人的隐私，比如他的家庭情况、在中国的行程、以及种种捕风捉影的猜测。这又在美国引发轩然大波。 而在调查过程中，法庭发现FBI所说李文和曾经在国外寻找工作的证词纯属瞎编，一位探员也承认自己做了伪证，捏造了李文和欺骗另一名科学家、利用他的电脑获得较高权限来下载绝密数据的证词。2000年6月2日，主审法官康韦(John Conway)突然因为“健康问题”宣布辞职。 2000年9月13日，喧嚣近两年的李文和案正式告一段落，在律师的安排下，李文和与检方达成协议，承认59项罪名中最轻的一项，在最大程度照顾政府部门面子的情况下获得自由。法官依据协议判处李文和278天监禁，刚好是李文和已经被关押的天数，李文和当庭释放，重获自由。 李文和重获自由，2000 庭审结束后，案子的主审法官詹姆斯·帕克略带拖腔的德克萨斯口音回荡在整个审判庭：“李博士，我很遗憾的告诉你，去年12月我因受政府有关部门的误导将您羁押，您受到了莫大的屈辱和全无必要的惩罚，蒙受了极大的不白之冤，对此我深表歉意。” 在律师和家人的簇拥之下，李文和走出法庭。后面的几年，他会在报纸上再次读到自己的名字，在那些报道中，他被称作“疑似中国间谍”。 04. 阳谋：如何制造一个假想敌？ 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在对付他的“敌人”这方面，这个国家从来没有手下留情过，即使这个敌人是被他们“制造”出来的。 1985年12月，一位名叫熊谷独的日本人向美国政府提供了一份秘密材料，内容是东芝公司向苏联出口大型铣床等高技术产品的证据。熊谷独的信在美国引发轩然大波，但美国人收拾的对象却不是苏联，而是东芝与日本半导体产业，后者正在对美国半导体产业造成重大冲击。 东芝事件东窗事发后，美国媒体第一时间跟进，大肆渲染反日情绪。当时民调显示，68%的美国人认为日本是美国的真正敌人。而国会议员也开始频频露脸，甚至在白宫门口抡起大锤砸东芝收音机，日本警方则在美国的压力之下，逮捕了参与交易的东芝公司相关高管。 美国议员怒砸东芝收音机，1985年 最终，东芝集团所有商品被禁止向美国出口2到5年。东芝机械社长，以及东芝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全部辞职。日本向美国出口的三亿美元的半导体产品被课以100%的惩罚关税。日本被迫签订《日美半导体保障协定》，单方面向美国开放半导体产业的知识产权和专利。 跟李文和案子一样，这套对付“敌人”的套路，包括三个基本步骤：1. 媒体造势：嗅到风向的新闻机构，通过各种真假文章渲染威胁；2. 议员提案：国会议员疯狂表演，发出各种威胁，并向司法和行政机构施压；3. 司法抓人：司法机构趁热打铁，动用法律武器，或制裁，或抓人。 在这套流程中，每一个环节都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媒体需要流量，议员需要选票，司法需要政绩。当他们形成合力，一个“国家的敌人”就被制造出来了。 炮制假想敌，本应该只发生在意图转移民众视线的地方，所谓民主国家也这样干，似乎令人无法理解。但答案其实很简单：无论是什么国家，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基本仍是地缘政治这套古老的战略。“一声动员，同仇敌忾”和“上下合力，制造敌人”两种方式，都是殊途同归。 在李文和事件里，带头造谣的《纽约时报》拿下普利策大奖（尽管后来变成了丑闻）；能源部部长理查森名声大噪，拿下新墨西哥州州长的位子；考克斯在国会内红极一时，后来荣膺美国证监会主席，幕后主使金里奇更是名声大噪，1999年当选《时代》周刊年度人物。 唯一付出的代价，就是在2006年6月2日，美国政府同意向李文和支付89.5万美元，但给钱的时候不忘强调：这笔钱并不是赔偿，而是“用于支付诉讼费用和有关税金”。而《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5家造谣的机构，向李文和支付了70多万美元的赔偿。 他们为错误付出的代价如此之小，意味着这种炮制假想敌的套路，一定会在未来被重复使用。 05. 尾声：一个今天仍在重复的套路 一段曲折离奇的故事，因一个震惊世界的事件开始，又因一个震惊世界的事件结束。 2000年，中美关系并没有因李文和的获释得到缓解。2001年4月1日，美国派出EP-3侦察机前往中国海南岛附近海域上空侦查，中国派出2架歼-8II战斗机进行监视和拦截，其中一架僚机在中国海南岛东南70海里的中国专属经济区上空与美军飞机发生碰撞，飞行员王伟牺牲。 美国的回应只有一份含糊其辞的道歉信，并反复催促中国归还侦察机。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由美国租用第三国飞机将拆卸后的EP-3运回。2001年8月10日，美国政府宣布计划向中国支付3.4万美元，作为紧急降落在海南岛的美方机组人员所接受服务的“合理给付”额，这一提议被中国拒绝。 30天后，两架被劫持的民航客机撞上了纽约世贸中心，两座建筑在遭到攻击后相继倒塌，世贸中心其余5座建筑物也受震而坍塌损毁。9·11事件使美国的战略中心在顷刻间转向了中东。10月7日，美军开始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发动军事进攻——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真正的敌人。 2001年11月2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美国深陷战争泥潭的十年间，融入全球贸易网络的中国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工业化进程，从2001年的世界第六大出口国，花了8年时间就跃居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再接再厉，向高端科技产业发起了冲击。 历史是一个轮回，这一次，它的周期是20年。 媒体造势：比如《彭博商业周刊》2018年发表名为“The Big Hack”的专题文章，称中国军方通过植入芯片窃取机密。这篇充满谬误的文章，遭到了包括苹果在内的众多相关公司的澄清和反驳，它留下的污点，一点儿都不比《纽约时报》关于李文和的那篇文章少。 司法行动：在通过加拿大政府抓人之后，2019年1月28日，美国司法部召开发布会，宣布起诉华为侵犯T-Mobile一个机械手专利，现场政客云集，包括司法部长惠特克，商务部长罗斯和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这不禁让人想起了李文和当年的讽刺：每一个华盛顿政客，都想来掺一脚。 20年过去了，很多东西变了，比如谈判桌两边的实力对比；很多东西没变，比如那些“制造敌人”的套路。我们应该清晰地认识到：在地缘和经济制高点的争夺战中，寄希望于对手的善良和守规则，渴望对方拿出对待自己国民的态度来对待敌人，无疑是幼稚和愚蠢的行为。 在认识到这些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强大的对手，往往成就强大的自己。同亿万劳动人民一道，超越那些强大的对手，向全球产业的制高点进击，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也是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