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与半导体：上一场科技世界大战 枪与半导体：上一场科技世界大战 嘉桐读研报 6月29日 倾尽天下 河图 - 倾尽天下 对美国人来说，1961年4月12日是沮丧的一天。 当华盛顿还在睡梦中时，远在苏联的莫斯科广播电台就开始播放经典红色歌曲《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随后是一条震动整个人类社会的公告：世界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东方号”，已由苏联发射。 27岁的苏联空军上尉加加林驾驶着飞船，花了1个小时48分钟，绕地球飞了一圈。全苏联的小学生、工人、和售货员都走出屋子，凝视着天空。随后，他们用20响礼炮、花海、一个广场的命名权、以及“苏联哥伦布”的称号来欢迎新英雄。 但在太平洋的另一侧，却是咬牙切齿的美国人。 下午四点，肯尼迪总统出席了一场群情激愤的记者招待会，他无奈承认：美国在载人航空上确实落了后。但沮丧而愤怒的美国人并不准备放过他。一位宇航局科学家握着拳头大声诅咒道，“肯尼迪下次竞选注定失败。”另一位宇航员对记者抱怨说： 只要两年前上面有人决定抓紧搞，把人送上去的就是我们。 熟知历史的美国人尤其恼怒，因为他们还被自掘坟墓的耻辱感包围——四十年前，正是在美国的帮助下，苏联才完成了工业化。“没有我们，他们只能生产马铃薯，应该让他们退回一事无成的废物。”一家美国新闻杂志写道。 面对恼怒的公众，肯尼迪的态度则暧昧不清：“我们将投身我们可以领先的领域，这会为人类带来更长远的利益。”但回到白宫后，总统对他的内阁说：“我们要发明一种在地球上进行，对我们有利的竞赛。” 一场影响整个人类文明的较量开始了。 挑战者之始 美国人的担忧很有必要，因为在六十年代初，苏联与美国几乎没有差距。 1960年，苏联的核潜艇下水试航，其掌握了一亿吨级的核武器和洲际导弹、后来又有了能把卫星和人送上太空的火箭。美国的物理学家们还发现，在新兴的电子和计算机工业上，苏联人的脚步跟得更紧。 早在1946年，美国推出了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ENIAC，这台机器每秒能完成5000次运算，但只能连续工作20小时。四年后，苏联人发明的MESM运算能力虽然稍逊一筹，但因为减少了65%的电子管，耐用性却更好。 苏联第一台计算机MESM 1955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研制出世界第一台全晶体管计算机TRADIC。四年后，苏联人也拿出了自己的晶体管计算机M-4，它的成功，同样基于基础科学研究。在苏联科学家的努力下——苏联晶体管的问世，只比美国晚了几个礼拜。 对立阵营的追赶，让美国人在二战后再次感受到了压力。政府和学界在震惊之后开始冷静下来，研究苏联让美国黯然失色的原因。最终他们发现，美国在战前毫无保留的援助，苏联在战后以举国体制推进基础研究，是帮助苏联跃升第二强国的关键。 1928年的苏联，是一个站在战争废墟上的落后农业国。它的工业产值只相当于美国的八分之一，90%以上的耕种依靠畜力和人力，轻工业落后，重工业更是一片空白。 这意味着，苏联还停留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水平。其领导人极度渴望实现快步追赶，但这需要长期的技术和资金积累，他们最终选择的快捷路径是——依靠本国进行资金积累、外国技术实现积淀。 为了筹集工业建设所需的资金，苏联采取了“以农补工”的方式，用农业集体化和工农业剪刀差，把农业的利润转移到工业中，以及向外国出口粮食换取外汇。在1928年到1938年的两个五年计划里，苏联农业提供的资金，大体相当于同期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额。 苏联用来发展工业的资金，是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省出来的。 但只有资金还不够，苏联还需要解决技术和设备的难题，放眼世界，美国是最先进的工业国，是苏联绝无可能绕过的外部援手。它对苏联的态度格外宝贵而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苏联经济重建的唯一机会。 幸运的是，苏联得到了这个不能失去的良机。站在今天回望，它几乎是时势与国运的完美巧合，足以让人生出天佑苏联的感喟。 就当时而言，苏联虽然受到政治上的孤立，但国际商贸却还可以自由流通。更为重要的是，就在苏联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期间，世界爆发了全球性经济危机，美国恰好处在旋涡中央。 一侧是对于物资和技术的巨大需求，另一侧是产品、工程师和熟练工人的过剩供给。这种天造地设的供需关系，让美国和苏联都看到了国家级交易的可能。 1929年，1123家美国公司与苏联签订了供货合同，紧随其后的是英国和德国。它的结果是在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是世界上进口机器设备最多的国家，仅在1931年一年，美国出口的机器设备中，有50%卖给了苏联。 在对苏援助中，美国人的输送可谓毫无保留。 在苏联马格尼托格尔斯克钢铁厂的建设中，450名美国工程师日夜加班，绘制了精确到每一个螺丝和螺母的建设图纸。用到的都是美国最新的观念与技术，这使得苏联马钢建成后，立即就成为了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钢铁企业。 那是一个创世纪般的建设年代，美国源源不断的技术与设备输入，加上苏联全体民众大干快上的热情，一个又一个的纪录诞生了。 两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马格尼托格尔斯克、库兹涅茨、扎波罗热三大钢铁厂的全套设备与技术都来自于美国；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其设备基本上是从美国的拖拉机厂拆运组装。构成苏联日后汽车工业框架的三大汽车厂，其蓝本完全是美国福特汽车的翻版。 所有这些项目，都离不开美国的扶持。一五计划中，有两万名外国专家来到苏联，分布在从中央部门到工厂的、车间的所有领域。显然，这对于一个在1928年文盲率达50%的国家来说，是比物资和设备更宝贵的财富。 美国对苏联的援助，在世界技术转让史上堪称罕见。出于后来的敌对态势，它很少被美国提及，但它对于苏联的作用却难以言表——这等于手把手地教会了苏联如何搭建完备的工业体系。 1933年1月，苏联一五计划提前完成，斯大林发表讲话：过去我们没有钢铁工业，没有拖拉机工业、汽车工业……航空工业，现在我们都有了。二战之后，他对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的表达更直接： “苏联所有的工业，有三分之二是在美国帮助下建成的。” 通往“崛起”之路 1973年，美国学者萨顿出版了一本著作《静悄悄的自杀——美国对莫斯科的军事援助》。从书名就可以看出，美国人慌了。因为苏联站在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基础上，开始了特色的急进之路 在这条急进之路上，发生了一个重要且最容易被人忽略的转变。那就是苏联的科技体系，已经从技术引进与消化的初级阶段，静悄悄地过渡到通过基础科学研究、进行技术自我转化的正向循环上。 这种正向循环的效应，我们可以从半导体物理领域的发展中看出端倪。 进入30年代，苏联科学家开始在半导体物理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杰出的物理学家越飞，在那时便指出：半导体材料将是电子技术的新材料。他还在半导体的导电性研究中提出“阻挡层”的概念——这是未来集成电路研究的核心理论之一。 除了理论研究，苏联还在工程实践中进行了广泛尝试。甚至在20年代后期，就有科学家开始尝试在硅材料表面设置触点，用半导体建立类似三极管的三电极系统。 这种在理论和工程实践中同时进行的研究，需要的无外乎三个因素：安定的国内环境、必要的工业积累，由高层政策重视带来的资源投入。这些因素，在30年代的十年和二战后，苏联全部做到了，其中的最后一条，至关重要。 对于一个刚刚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来说，有意愿为基础研究提供支持，几乎可以称为独具慧眼。在当时各国政府的普遍认识中，基础科研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它耗资巨大，成果莫测，即使有研究成果出现，也不一定有实用价值。 这种思维的主导下，苏联加大了对于基础科学的投入，在全苏范围内建立研究所，由科学家和工程专家牵头，负责细分领域内的研究。而在教育一端，则是以特色的苏式学制对科技领域进行人才供给。 苏联表现出来的强度令美国人惊叹不已，一个名叫约翰·根室的美国学者在著作中惊叹： “美国小学生每年上课只有180天，苏联孩子却是213天。除了整整十年的数学课外，还必须学习四年化学、五年物理、六年生物，念完10年制学校的男女学生，其接受的科学教育要比美国大学生还强。” 到五十年代中期，苏联学校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已经比美国多出一倍。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一份长达64页的报告中，指出了一个令人惊叹的事实，在苏联全部科学家中，有14%的人可以进行基础研究。 这为苏联带来了一个科研成果上的繁盛时代。 在新兴的电子和计算机工业上，苏联对于美国构成的压力，不仅在于单一性能的接近，更在于其依靠在电子和半导体研究领域的积累，使得苏联的计算机设计能力并非一枝独秀，而是花开数朵。 1953年，苏联设计出了“箭”大型计算机，它每秒可以运算2000次，通过打孔机卡纸和磁带输入、输出数据。到1957年，“箭”一共生产了7台，并且和1950年研发的MESM一起应用于航天、导弹工程的数据运算。 “箭”大型计算机 根据间谍带回的情报显示，苏联在计算机和半导体的前沿研究上，甚至比美国更活跃。日后这个情报被证明是正确的：1956年，由苏联科学院院士索伯列夫牵头，苏联成功研制了三进制计算机。 令人感慨的是，苏联领导人的这个认识居然是落伍的。 戴着枷锁起舞的半导体 194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给科学家万尼瓦尔·布什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 “思想的前沿摆在我们面前，如果以我们发动这场战争相同的眼光，勇气和动力来开拓它们，我们就能创造出更充实，更富有成果的就业机会和生活。” 万尼瓦尔·布什针对集成电路理论的研究，是日后数字集成电路的设计基础，甚至于在1945年就提出了类似互联网超文本链接的设想。他还直接参与了美国研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这样的成就与资历，确保了他的话可以得到总统认真对待。 于是，一份名为《科学，无尽的前沿》的报告被摆上了另一位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案头。一言以蔽，他希望美国能够通过巨量的资金支持，激励科学家探索最前沿的科技，鼓励企业不断将科技成果向应用层面转化。 万尼瓦尔·布什的想法，与苏联的科技战略几乎有着同样的认识根源，但也有着完全不同的实操导向。在后面我们也将见识到，正是这种差别，加上美苏不同的制度土壤，使得美苏在半导体的科技争霸上走出两条不同的路，双方得到的结果也判若云泥。 在随后的十几年时间里，美国人并未认真对待万尼瓦尔·布什的建议。在度过了残酷的二战后，电冰箱、汽车和电视机才是他们更乐于追求的东西，基础研究并不必要。 这种情绪还弥漫于政府高层中间。在1954年前后担任国防部长的查尔斯·威尔逊甚至认为基础研究是荒谬可笑的，他有一次公开嘲笑基础研究不过是“青草为什么会绿，炸土豆为什么会黄。” 60年代后，苏联在半导体与计算机领域的追赶一步快过一步。 两大阵营的实力天平，看起来正在向苏联微微抖动。然而，在苏联科技体系和综合国力的急进中，却有一些谁也没有注意到的因素，正在悄然发挥作用：计划经济。 1967年，白俄罗斯的一家半导体工厂在为一件事发愁，他们的一台中压断路器坏了，无法修复，需要重装一台。在确定了无法修复后，业务副厂长在厂党委会上提出要求，经过党委会讨论，工厂把这个需求上报给了明斯克市的电子工业管理局。 但简单的重装任务却是个麻烦事。这笔钱对于电子工业管理局是个意外，在1967年的计划中，并没有这笔经费的安排，因此也就无法批给工厂这笔钱。于是，需求被层层上报到明斯克市计委和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计委。 事情最后的解决方案，是由白俄罗斯计委在1967年计划上做了一个补充条款，同时批复给明斯克市计委和电子工业局，由他们向明斯克市财政局提出申请，再由财政局拨款给一家断路器厂家，安排特别生产一台断路器。 半导体工厂最后如愿以偿地拿到了他们要的断路器，但这是三个月后的事。 苏联的计算机产业布局是这种管理制度下的一个典型例子：为了加强各个加盟共和国的联系，苏联领导人把产业上下游做了硬性分配，乌克兰得到了电子信息工业板块，白俄罗斯得到了半导体工业板块，波罗的海三国则得到了加工和组装工厂。 这个做法显然算的是政治账，而不是经济账。事实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账也有一套自己的算法： 所有建设与科研项目都纳入国家统一计划；所需资金由国家财政统一分配拨款；所需物资由商业、物资部委统一调配；从事生产的劳动力由国家统一培养；生产出来的产品由国家统购统筹；企业盈利上缴国家财政，企业亏损由国家财政补贴。 这个严密又庞大的管理体制，就像是一架事先设定好全部程序的经济机器——国家在宏观上决定投资规模、投资结构、产业布局，又在微观上担负着项目决策管理任务。 这种体制的优点，是有利于集中社会资源，能以举国之力办大事，特别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阶段，通过集中资源强攻重工业和基础建设，可以明显提高社会发展水平。 但它的弊病也很明显，除了我们已经看到的低效率、僵化和反应迟缓之外，它还会为产业发展造成一系列奇特的导向。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正是在这种导向的作用下，苏联的半导体与计算机工业，是如何一步步走向颓势的。 这种颓势的苗头，从60年代后期就开始出现了。美苏第一代晶体管计算机的推出间隔只有四年，但第一代集成电路计算机的推出间隔却增至九年。从许多苏联的科学家和技术官员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于这种追赶上的吃力，是有所察觉的。 但他们很难在自己的层面上改变大局。因为计划经济的思维和模式，已经伴随着时代的推移，根植在这个国家的血液中。 种下恶因：从正循环走向封闭 1946年2月，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女打字员，经历了她工作以来最辛苦的一天。从早上开始工作，收录一封来自莫斯科大使馆的回电，她最后发现，这封电报有8000个单词。 这封回电的作者是美国驻莫斯科外交官乔治·凯南。按照正常操作，他只需要向国务院答疑，给出苏联是否会加入世界银行的判断。但自负的“苏联通”却认为，与自己意见相反的大使不在家，应该把自己对苏联的理解、美国政府应采取的应对措施向国务院讲清楚。 凯南夹带私货的做法，酝酿出美国国务院历史上最长的一封电报“凯南长电”。 国务卿伯恩斯看到电报拍案叫绝，立即要求在国务院内部传阅。不久之后，电报传到了白宫，凯南因此一举成名。半年后，他在国务卿隔壁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专门负责美国长期外交政策的制定。 在这封电报中，凯南的核心观点可以简单概括成两部分：苏联做事的逻辑根源，美国人应该怎么办。 在凯南看来，苏联人那些看上去不可理喻、无从揣摩的行事风格，其根源既不在于其领导人的个人性格，也不在于一时一地的极端反应。它源于俄罗斯的历史，是爱好和平的农业居民长期被凶残游牧民包围后，产生的不安全感，在被更强大发达、组织更严密的纳粹德国进攻后，这种不安全感达到了顶峰。 基于这些，凯南判断，苏联将会在与世界隔离的路上越走越远，用封闭、控制和急速前进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多年之后，苏联的历史证实了乔治凯南的判断，苏联果然走上了对外自我隔离，对内严格管控的道路。 在不安全感的阴影下，苏联政府的经济政策取向非常简单粗暴：在宏观上，财政政策追求预算平衡，货币政策追求价格稳定；在微观上，单个行业内追求里程碑式的成就，行业分工上追求严密协作与动态平衡。 换言之，苏联人对市场经济中供给与需求、价值与价格的经济学理论完全放弃。他们真正喜欢的是严丝合缝的计划运行。资源的集中管制与分配，对经济目标的提前预设。 随着苏联计划经济规模变得愈加庞大，60年代，苏联成立了科学院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70年代又陆续设立了各专业部计算中心，并在互相连通的基础上建立了全苏计算机中心。借助于集成电路计算机的建模和计算能力，苏联成功地将计划经济变成了一门精密科学。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苏联电子工业却自此走向衰落。苏联发射出的世界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后，意味着其在世界科技竞赛太空单项中获得全胜，这离不开计算机和电子工业的助力。其电子工业走向顶峰，甚至看起来也是它走向广阔未来的起点。 但这其实是一个历史的拐点。 就在苏联奔向太空的同时。一家日后名声与实力都冠绝全球的企业，正在静悄悄地进行一个大计划。这家公司就是IBM。在60年代初，它做出了一项决定，集中公司全部力量，开发集成电路计算机。 集成电路是电子管和晶体管之后的第三代计算机路线，它把晶体管、电阻、电容器、电子管等一连串电子元件全部集成在一小块或几小块半导体晶片上，功耗低、体积小、性能却远超过往，是计算机工业内公认的未来方向。 但这也是一个空前大胆的计划：一旦成功，IBM将会得到性能卓越、功能全面的跨时代计算机。根据IBM的总体方案，它将同时支持科学计算、商业应用和信息处理，可以让全美国乃至全世界人类从中受益。 但困难也是摆在明面上的，它的总投资将达到50亿美元，仅软件研发就需要2000名工程师组成的团队。要知道，在60年代初，IBM的年营业额只有十亿美元出头，这是一场拼上性命的豪赌。 对于一家商业公司而言，输掉这场赌局，结果是无法承受的。在这张赌桌面前，IBM的董事会站起又坐下，离开又回头，进退两难。此时，一只有力的手把IBM按在了赌桌边，另一只手则源源不断地递出筹码。 这双手背后，是决心在这场科技竞赛中彻底挫败苏联的美国政府。 苏联半导体主动投降 1961年5月，肯尼迪发表了“国家紧急需要”的特别咨文，他要求为美国空间计划在今后五年内追加70—90亿美元。在休斯敦的赖斯大学，他面对美国知识界，留下了一段话： “许多年以前，有人问后来死在珠穆朗玛峰的登山家乔治马洛里为什么要爬那座山，他回答因为山在那里。现在有人问为什么要登月——因为月亮在那里，因为那有求得知识与和平的新希望。” 和珍珠港事件后一样，美国再次为国运觉醒。它展示出的力量，从一开始就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竞争。源源不断的资金从五角大楼、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财政部流向了兰德公司、IBM、国际电报电话公司...... 这些大公司的创新都获得了联邦金库作为后盾，美国以政府资金资助了任何民族都从未进行过的科技投资。 到60年代，美国各级联邦政府承担了全美经济活动中25%的投资。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估计，联邦基金援助占据了航空航天研究费用的90%，电力和电子设备研究的65%，科学仪器的42%，机械的31%，合金的28%，汽车的24%以及化工的20%。 万尼瓦尔·布什关于“无尽前沿”的构想，在被搁置了十余年后，终成现实。 美国人的政策取向，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管道创新模式，在管道的一段，是充足的资金支持，另一端，是科学家和企业家在工业成果上的疯狂产出。更为可贵的是这种成果能得到充分的商业保证： 它既可以受委托进行创新，成为政府部门的合同外包商，也可以从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氛围中获得广泛订单。 1964年，IBM推出了世界第一台集成电路计算机IBM-360。这是一款真正跨越代际的计算机，其在硬件性能和兼容性上，都远超上一代晶体管计算机。一经推出，太空总署、五角大楼、所有的美国商业银行和航空公司就都成为了它的客户。 IBM360 到1966年底，IBM公司的年收入超过了40亿，净利润高达10亿美元，一举跃升美国十大公司行列，自此开始了它在世界计算机行业内的霸主地位。 大洋彼岸，拥有最好间谍组织的苏联人在第一时间就得知了这个消息。有趣的是，在苏联科学家开始感到焦急的时候，苏联的工业主管部门却像是一个泥足巨人，先是置若罔闻，后又不以为意。 我们很容易理解主管部门为什么是这种态度——苏联彼时战略的优先重点是航天工业，电子工业的作用在于提供保障。在这方面，工程师们做得很令领导满意，现有的计算机完全是可信赖的，因此只要沿着现有的计划向下发展就足够了。 另外，高层领导人并不是完全的外行，他们知道IBM搞集成电路计算机要花多少钱。和美国可以依靠商业市场自我造血不同，他们花在工业上的每一分钱，都要从财政口袋里硬掏。依靠油田带来的收入，还可以勉强养活航天工业这头吸金巨兽。 现在再加上一头，苏维埃的财政会变成什么样？ 在既定的战略方向下，没有必要去扶植另外一门工业；在现有的财政状况下，没有多余的资源做增量投入；在现有的制度下，计算机工业不能自己造血，就会吸干苏联财政。在这种现实面前，苏联科学家们不得不低下头。 从这个拐点开始，苏联电子工业的发展速度明显地慢了下来。 1973年4月3日，摩托罗拉公司的工程师马丁库珀站在曼哈顿街头，用砖头一样的设备测试公司投入1500万美元、花费十年时间研制的移动通信产品。自此，移动电话开始进入人类的生活。 但这只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早在1958年，苏联工程师列昂尼德·库普里扬诺维奇就发明了更轻更小的移动电话，到1965年，该移动电话已经可以在200公里内有效工作。不幸的是，苏联政府对这项研究没有兴趣。 官员们认为用400苏联卢布可以买一台电视机或者摩托车，“人民守着线路打电话就可以了”。于是，它被叫停了。 落后不止体现在研发领域，在集成电路计算机蔚然成势后，电子器件一代更比一代小，苏联那些分布在各加盟共和国的电子厂的手工装配方式，已经跟不上形势了，要生产适用的器件，需要新设备，新技师和制作硅晶的真空环境。 这些都需要巨额投资、漫长时间的耐心等待。 彼时，苏联领导人恰好有了一个“聪明”的发现：用钱从欧洲买计算机回来仿制，要比自己研发制造更便宜。于是，按照“造船不如买船，造炮不如买炮”的清朝洋务派逻辑，一批进口货和仿制品被运进了高尔基汽车厂和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 那些原本在研究所里做研发的技术人员，现在被赶到了车间里，变成了维修机器的工程师。对于一个拥有雄厚人才储备、尚可一战的产业来说，选择放弃竞争的策略，无疑意味着——苏联人主动举起手投降了。 红旗落地：漫长的无尽前路 历史上的1984年，并没有小说里所写的那么恐怖。相反，那是一个骚动而热烈的年代。在苹果的车库和IBM的写字楼里，第一批真正的个人计算机诞生了。 在德州大学，19岁的迈克尔戴尔决定退学，用1000美元开办自己的电脑公司；旧金山，一对名叫桑迪和伦纳德的夫妻用五美元注册了思科系统公司，开始研究一种叫路由器的小盒子；西雅图，比尔盖茨为公司设定了著名而伟大的理想： “让每一张办公桌，每一个家庭都摆上电脑。” 苏联工程师仍然没有放弃，他们很快拿出了自己的设计——仿制苹果Apple2和独立设计Micro-80。虽然比美国同行的产品迭代速度相比，这些产品已经是过时货了，但不能掩盖苏联工程师们试图挽大厦将倾的努力。 可惜的是，经历了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官僚体系已经成了这个国家的毒瘤，官僚们关心的是别墅、轿车与升迁，对行业的发展状况一无所知。年轻的工程师们既没有渠道，也没有可能向他们解释清楚什么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苏联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尼古拉·格尔什科夫对“Micro-80”的设计者说：“小伙子，别再胡扯了，个人的汽车、退休金和别墅都可能有，但个人计算机不可能。你们知道什么是计算机吗？它占地一百平方米，需要25个人维护，每月消耗30升酒精。” 在美国人开始用苹果电脑玩游戏的80年代，一位主管部长说出这话的背后，不知道“每月消耗”的30升酒精，有多少流进了他脑子里。 所谓的国运，既不是数学上的概率，也不是风水上的玄虚，更不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于趋势的把握，为目标付出的资源、韧性，在关键节点上做出牺牲的勇气、选择的智慧。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才能让一个民族度过危局，让一个国家看起来有如天佑神助。 1991年12月25日，在经历了持续数月的骚乱后，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旗落地，从这一天开始，苏联这个名词成为了历史。三年后，在莫斯科的一所住宅里，77岁的巴沙尔·拉米耶夫坐在扶手椅上，目光长久地看着窗外。 他是和苏联计算机工业一起走过来的、资历最老的专家。 可以说，现存苏联计算机领域所有科学家都是拉米耶夫的后辈，都是他看着成长起来的。近五十年里，他看着他们从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变成各自领域里的专家，看着他们近视度数加深、头发渐渐花白。 可是现在他们都不在了，那些熟悉的名字不是出现在IBM、Intel、摩托罗拉的职员名单里，就是垂垂老矣，甚至去往了天堂。 发明“箭”计算机的尤里·巴兹列夫斯基、突破了电子管小型化技术的院士阿夫迪夫、主导开发MIR系列计算机的格卢什科夫、发明了便携移动电话的列昂尼德·库普里扬诺维奇……这些名字都如同枯萎的花瓣，凋零在乌拉尔平原的凛冽秋风中。 垂老的拉米耶夫想起了1977年，苏联推出的厄尔布鲁士-2计算机，它被直接用在苏联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目标处理上，是苏维埃之盾的眼睛和耳朵。那时候谁不相信苏维埃电子工业会在全世界开出红色之花。 他不会忘记苏联科学家们的自豪。 但现在的情形却是，俄罗斯冒出了一批挂着计算机和电脑名义的企业。这些企业没有一家是真正从事研发与生产的。比起在研究所里一蹲十年，这些新冒出来的公司更愿意在贸易上花力气——只要把进口散件组装一下，转手就能赚钱。 在苏联解体之后，许多科学家都想不通。为什么一个人员精良、资源富集、储备雄厚、水平居于前列的工业体系，在短短的二十年里，消失得几近无踪？现在，有人在社交网络上发问：70年前，苏联发明了半导体计算机，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IBM？ 是谁出的题这么难，历史书里到处都是正确答案。 尾声 如今在世界半导体的战场上，我们已经听不到俄罗斯反击的声音了。 蓝线电子市场是莫斯科最大的电脑市场，在那里，俄罗斯人可以买到最新款的苹果、Dell、IBM，甚至是联想和海尔的电脑，但却很难找到俄罗斯本土的品牌。走在市场里，可以遇到很多身穿印有铁锤镰刀T恤的年轻人。 他们很懂计算机，但还有人记得那段苏联时代的故事吗？ 抖音小姐姐请“喝茶”背后：我们翻出了一整条O2O招嫖涉黄产业链 6月23日，据国家网信办信息，“疯播直播”、“欢乐直播”、“花椒直播”、“虎牙直播”、“斗鱼直播”、“哔哩哔哩”、“映客直播”、“CC直播”、“西瓜视频”、“全民小视频”存在传播低俗庸俗内容等问题，未能有效履行企业主体责任。 国家网信办、北京网信办、广东网信办则宣布先后约谈了10家网络直播平台，并要求“花椒直播”等平台限期整改，这次针对的主要是直播乱象问题。 而在不久前，公众号”凤凰WEEKKLY财经”在《暗访网络色情直播......》一文中揭示了色情直播产业链的疯狂。足见当下直播、短视频等网络平台上乱象横生。 而相比直播平台的低俗、色情直播而言。通过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以O2O模式进行网络招嫖则更具隐秘性，监管执法难度不小。 6月20日，抖音官方公布了对作弊、违规帐号及内容的处罚通告。 为了了解平台打黄扫非的进展，以及O2O招嫖的更多信息，6月21日晚，我重新装上卸载已久的抖音。 不想，我发现不少抖音账号居然在卖“茶”，一时间，睡意全无。 我在抖音上看见新的“茶”文化 有时候，不得不感慨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2019年11月，郑州警方打掉一个网络招嫖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0多人，揭开了网络“喝茶”的神秘面纱——原来很多时候在网上与人搭讪，“喝茶”和“茶叶”并非指常说的“喝茶”和“茶叶”，它们跟“你今天来喝茶吗？”、“最近茶叶怎么样？”、“最近有新茶”等一起成了网络招嫖暗语。 让我诧异的是，昨晚在抖音首页同城随便逛了逛，就发现不少账号或明或暗都在以“茶”为名，干“卖茶”之事。 这里随便放上几个账号给大家看看，大家就能看出其中的相似之处。 首先，从账号名和账号介绍来看，“茶”是共同的重要关键词。 比如有的账号名自带“茶”字，如“茶X卉”、“XX茶楼”、“品茶X道”；有的账号在介绍中有“茶”的暗示，如放上一个“喝茶”的表情符号。 再者，从账号内容上来看，账号内容普遍不多，内容形式也大同小异。一般就是晒各种大胸、长腿妹子的性感照片，其中有很多是从网上扒下来的，在抖音账号介绍有些会特别注明。并且在内容留言中，也不乏有懂的用户在留言咨询，有些留言更是充满暗示。 “喝茶”毫无门槛，小白也能轻松上手 但是，现在看来担忧纯属多余。 不过，回复时我犹豫了。 我先是打上“喝茶？”，但在点发送按钮时又觉得不妥，心想万一对方是良家宠粉小姐姐，就有点唐突佳人了。 想了片刻，觉得还是改成“喝茶”的表情符号更恰当，并且再三斟酌，还在表情后加上“？”。毕竟文字太露骨，表情就好说很多。万一搞错，晚上送杯茶最多算是个不恰当的问候，无伤大雅，尚有回旋余地。 没想到进展非常顺利。 妹子非常善解人意地给了我想要的答案“店里做半套服务，莞式调情，项目有盐浴、按摩、美人钻洞、高山流水、海底捞月......”其中有些项目我看得懂，有些我完全是看不懂的，有些像是常规按摩项目，有些则好像有点“超纲”。 由于不太确定是不是我想的那样，于是弱弱地问了一句“没全套？”并试图搞懂“美人钻洞”是啥意思。随后被告知没有全套，全套好贵的，而“美人钻洞”则是都市半套服务常规流程，让我这个小白汗颜不已。 为了证明我不是小白，我又接着问有没有外围，毕竟外围女这个词我还是知道的。很遗憾，外围也没有。 好在价格还算公道，预约会员价499元，80分钟。并且对方告诉我都是95后小姐姐，每天出勤12个以上。 美中不足的是，当我提出要先看小姐姐照片时，被告知只能现场一对一挑选，并表示只要过去，保证安排满意，毕竟是做长期生意，不能砸自己的招牌。交谈中对方还发了几张环境图给我看了看，随后把地址连带也发给我。 这番交谈下来，给我最大感触是，通过抖音”喝茶”简直毫无门槛，像我这样的茶道小白也能轻松上手。 从“到店”到“到家”差异化服务， 团队化、在线化揽客成主流 如果说前面那位小姐姐给我开了一扇通往抖音茶馆的“窗”，那么接下来成功添加的这几个业务员则为我打开了一扇门，他们让我彻底走进了这个“云茶馆”，并感受到了其中的磅礴“生机”。 第二个加好友的是公司B的男业务员。与上一个女业务员相比，男业务员显然要更主动。 从运营模式来看，相比A公司只提供半套服务，B公司提供的是全套服务，这是两者业务上不同点；相同点在于两者既支持到店消费，也支持“到家”（外围）服务，并且都只能现场选“茶”。 接下来加的这个公司C的小姐姐表示只做外围，即“到家”服务。 最开始，我以为是她个人接单，便在她朋友圈里找到一张照片，问是不是她。结果人家告诉我那是妹子，她只是业务员。 由于是专做外围，不用想着引流到店消费，C公司在选妹子非常方便。当我问她怎么选妹子，对方让我先提供住处，然后丢给我一个腾讯小程序，里面满满的都是妹子，其中信息是被加密的。 通过对方提供的密码，我顺利解锁查看妹子信息。在这里面，我大致数了下，有不下一百个妹子的信息，并且每个妹子都采用图片、文字和小视频三种方式予以介绍，非常详尽。 以上图为例，左上角是文字介绍妹子艺名、身高、身材、皮肤、服务项目等。其中包括是暂时停留（短停）还是常驻，是否自带工作室，是否是高端，接受正常服务还是各种特色服务。如第三个妹子文字介绍为高端外围、全能、配合任何姿势，并且重点标注是刚刚下海。 在左下角和右上角则分别是妹子的清凉照片，右下角则是妹子的小视频，一般在8-20秒之间，视频中，妹子会带有一定的撩人动作。值得一提的是，妹子信息是可以下载（含批量下载）、保存和转发的。 相比A公司和B公司，C公司已经完全实现了在线化揽客，从获取服务内容和地址，到选人都能在网上完成，最后只差线下消费了。这将大大提高揽客效率，并且进一步降低消费门槛，更具有隐秘性。 随后加的D、E、F公司业务员都表示，既可以提供到店服务也提供到家服务（外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号称能解决深广南京长沙上海多城市的连锁服务D公司。 E公司同样支持场子玩和外围玩，其中外围是高端兼职，价格为1600-2600。如果包夜的话，价格是双倍。 不过与D公司不同的是，E公司预约需要先交100元定金。当时我在想，如果定金交过去，对方不退，手中又有你的招嫖聊天记录，是不是又会是另一种套路，当然这个我并未证实。另一家F公司同样支持到店和“到家”两种服务，并且支持多人运动，价格是双倍。 纵观上述这几家公司，虽然同样干着“卖茶”的活，但从服务内容、方式到揽客方式各有异同，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服务内容不同。其中A公司只提供半套服务，其它公司都提供全套服务。 其次，服务方式不同。如A公司只提供到店服务，C公司只提供到家（外围）服务，其它公司则既提供到店服务，又提供到家（外围）服务。值得一提的是D公司还支持多地连锁服务。 如A公司和B公司不能在线选人，属于半在线化揽客。不过这并非它们不能，而是它们提供的只有到店服务。而其它公司基本可以完成线上揽客，只等线下消费即可。 此外，上面联系的六家公司，都是公司化操作，并无个人。这说明通过抖音“招茶客”团队化作战是主流。 猫捉老鼠的旧游戏，O2O模式下网络招嫖几时休？ 看来，这场猫捉老鼠的旧游戏，如今有了新难度。小编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多级网络渠道跳转，让传播链条更具隐秘性。 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而当我放大那个带二维码的头像时，又有了新发现——原来这是一家视频网站。按照提示扫描后，发现内容非常劲爆。对，这就是一家重口味的成人在线视频网站。 在其网站主页上有各种不堪入目的视频内容，我随手点击一个视频，提示要支付才能观看——其中支付6.6元可看一个视频，支付28元可在一天内观看全部视频。 值得一提的是，相比一些直播账号通过露点踩红线，这类账号发布的内容看起来更健康，不会有太过暴露的内容。而正是这种表面看很正规，加大了平台删选难度。 此外，多级网络渠道跳转，也给不同平台之间提供了推卸责任的空间，即在整个链条当中，到底哪个平台该负主要阻击责任呢？ 第二、网络的便捷让犯罪成本更低。 相比线下揽客，通过线上揽客、线下消费的O2O模式，揽客成本大大降低。从上文提供的抖音账号可发现，这些账号内容并不多，粉丝也不多，这意味着此类账号运营成本很低。 事实上，此类账号一般都是批量运作，即使有少数账号被封，也可以迅速补充新账号，几乎不影响揽客。再加上通过互联网，可进行大范围互相推荐，也间接降低了揽客成本。比如在2019年1月长沙警方破获的涉恶涉黄网络招嫖犯罪案件中，案件涉及到包括北京、上海、广东在内的8省12地市。 而且很多账号一边招嫖，一边还打着模特公司、直播公司的名号招聘新人。 第三、大数据智能算法推荐+直播短视频展示，让成功率大大降低。 在我刷抖音短时间内就找到诸多“喝茶”账号，其实也有抖音算法的“功劳”。众所周知，刷抖音之所以停不下来，是因为智能算法推荐会投你所好——将相似类容放到你面前，这间接给寻找类似信息提供了方便。 而通过小视频或者直播间真人展示（有账号不定期直播），也能让潜在“嫖客”所见即所得，提高了真实性和诱惑性，从而提高了转化率。 第四、线下交易还会引发抢劫、涉恶等其它犯罪。 相比网络色情直播，直接通过线上支付完成交易。O2O模式的招嫖犯罪隐藏的问题更多。 综上可见，相比网络色情直播，四大挑战提高了打击O2O招嫖的难度，净网之路依然任重道远。目前“螳螂财经”已对相关账号和网站都进行了举报。 此外，“螳螂财经”还跟抖音方面取得了联系，并反馈了相关问题。截至发文时，平台方以“抖音对作弊、违规帐号及内容的处罚通告 |2020.6”作为回复。 但显然，抖音官方的积极处理，并没有将所有违规内容清除干净。我们也会继续跟踪，期待干净的抖音更好地为用户服务。 写在最后 在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4》大结局中，和珅因贪污事发，乾隆将其先是关进大牢待了一段时间，随后罚其在宫中清扫茅厕，最后还是让其官复原职。 对此，纪晓岚心知肚明——虽然和珅贪污巨多，但乾隆不忍心杀他，这中间有感情因素，也有利益纠葛——和珅虽然贪，对朝廷有害，但同时他也能干事，也给乾隆个人和朝廷带来很多利益。 于是，在剧末结尾三人喝茶时，乾隆坦言自己对“为君之道”陷入了迷茫。 一方面如果朝廷净是纪晓岚之流，那么不仅他少了很多乐趣，很多不那么光明正大的政策执行纪晓岚也干不了。如果真要杀和珅，继续深查贪腐，估计朝中过半大臣都要被收监处罚。另一方面如果朝廷都是和珅之流也不行，那么便会贪污横生。乾隆最终的选择是两个都要。 乾隆对待和珅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讲，跟平台对待灰产有类似之处。 各大平台上屡见不鲜的擦边球，如直播短视频平台中的色情、暴力、低俗等内容，电商平台中的刷单等。一方面这会给平台生态带来伤害，另一方面实际也给平台带来了流量。毕竟水至清则无鱼，很多平台甚至在起步初期，就是靠擦边球起量，这样的例子为数并不少。 最终，在电视剧中，乾隆留下了和珅。那么现实中，平台又该如何对待这些灰产呢？ 花了三百多亿买商标，这样的公司得有多“壕”？ 上个月，中国云铜在官网上发了个公告，说他们花了43.7亿美元（309亿人民币）买下了一家美国公司手中全部的“云铜”商标，有点一掷千金的味道。 除此之外，他们接下来还打算把全世界跟“云铜”相关的品牌系列标识都收了，目标就是要打造一个价值千亿的世界知名品牌。 这是啥概念呢？按照Brand Finance做的研究排行，这个品牌价值跟“奥迪”差不多。 再下看去大家更吃惊了，他们巨资买回的这个商标，居然是之前自己无偿转让给这家美国公司的。 他们之前为什么无偿转让呢？据说是为了避免跟他们有冲突的大国企云南铜业的滋扰，双方为了争夺“云铜”商标前前后后打了300多场官司，互指对方“碰瓷”。 所以一怒之下，中国云铜就把这个商标转让给美国了，为什么现在巨资买回来呢？ 按照公司一位董事的说法，新冠疫情他们去年8月份就知道了，但是想到美国做得那么绝，通知公司美国要用“云铜”商标，要冻结公司在海外的所有资产，迫于无奈，公司只好跟美国政府谈了这个价格，把商标买了回来。 但让他们颇感受伤的是，商标买回来了，但网络上很多人说他们碰瓷云南铜业，还说他们洗钱。于是他们很快发了个澄清公告： 自己只不过是完成了一宗普通的境外商业交易，却在“有心人”的推波助澜下被塑造成了碰瓷国有企业的新闻焦点。花钱“送商标回国”却挨了顿骂，实在是很委屈。 其实这也怪不得吃瓜群众，他们给出的理由太玄幻了，这家公司诡异的是，老板是谁？管理层是谁？钱从哪来？业务在做什么？好像统统不知道。 中国云铜的主要关联企业云南云瑞之祥广告文化公司的官网则称： 该公司“在国际间地区民族战争冲突、国家文化重建、难民救助等重大事件上，为客户提供了成功的战略解决方案”。 这个定位除了主权国家也就联合国能沾点边了。 中国经营报特地找到公司在云南的办事处，很不幸的是，办事处已经被封了，但一位董事还是介绍一些情况，让大家不得不感慨公司实在是有“实力”。 光是集团昆明办事处里摆设的物件就值不少钱。 其实，不止云南铜业，连被《货币战争》吹上天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中国云铜也是不放在眼里的。 这么有钱，他们决定做点实际的事情彰显实力，于是6月2日，公司发了个公告说，要给国家献黄金，500吨！ 500吨黄金是啥概念呢？ 相当于中国政府黄金储备的1/4，仅比欧洲央行的黄金储备少4吨，按照现在的金价算下来差不多值两千多亿人民币，这么大笔钱，说捐就捐了。 黄金在哪儿？据说在香港。在中国人民都惊诧莫名的时候，人家很淡定的说，“可能对你们来说不是小事，但是对我们这个企业来说，就是小事。” 既然都是小事，那就不妨多做一点。 所以他们很快表示，为了恢复云南省被破坏的生态环境，还会无偿追加1000亿人民币的投资用于环保工程。 作为一个业务遍布四大洲、协调过不少国家战争冲突的民营企业，中国云铜的每一步操作都饱含着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当然可能不是为了钱，反正人家自己说不缺钱，就连自己刚刚斥巨资拍下的商标，也可以在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时候无偿捐出。 不过有个附加的小条件，为了避免国家和民族的知识产权再次流失和失效，接受捐赠的单位必须得聘用集团旗下的“中国大泽智库”作为顾问团队。 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身为中国民营企业，国家利益不至上，何处能安身”？ 虽然注册资本只有3.56亿人民币，但这限制不了“著名民企”中国云铜在全世界的大手笔投资。 比如在2015年，中国云铜就曾经表示要在云南大兴土木，不光设立了“投资云南委员会”，为此还在昆明成立了个负责具体事务的代表处，以此来证明自己“全面投资云南”的决心，规模300亿美元起。 除了在师宗落地的煤矿项目，集团还推出了云铜汽车、云铜医疗器械、云铜橡胶和云铜润滑油等多个产业的招商投资，确实是声势浩大。 不过让云南人民失望的是，后续的投资一直没能到位。 按照公司的说法，“全面投资云南”的计划因为投资环境的问题而搁浅。至于剩下的近300亿美元的投资款，最终被转到了一个马来西亚籍公民的账户里。 也难怪，其实那时候，中国云铜的视野已经放眼全球，投资版图一直在世界各地疯狂扩张。从欧洲到非洲，无论是沙特还是西班牙，只要是世界地图标出来的国家和地区，就都有“中国云铜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委员会”的成员： 等到了2019年，他们又决定在印尼投资一个100亿美元的大项目，当时代表中国云铜传递这一投资诉求的，是公司的行政总裁、印尼亲王HARRY殿下。 不过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印度尼西亚其实是一个总统共和制的国家，并不存在国家层面的“皇室”，自然也没有所谓的“印尼亲王”。 更有意思的是，网上关于“印尼亲王HARRY CHEN“的相关信息基本都是中文资料，这里面还有大部分是与中国云铜相关的，比如公司官网上的这篇新闻稿—— 今年1月份的时候，中国云铜还任命了一个所谓的印台投资局主席顾继成，号称是民国名将顾祝同的孙子、美国交通运输部部长赵小兰的叔父，但最后当然也是无证可考、无据可查。 从虚构的印尼皇室，到莫名其妙的名将后裔，类似的神操作还有很多，中国云铜在架空历史上的造诣已经称得上是炉火纯青了。 虽说在投资领域呼风唤雨，但中国云铜毕竟是一家主营金属铜业务的制造业公司，集团还是要有一点主业的。 早在2009年9月，公司就成立了从事产品研究工作的科技中心，专门负责在“云铜牌”阴极电解铜的产品多样化、深加工及精加工等领域进行多项科技攻关。 研发中心是建起来了，官网上的介绍也写的激情澎湃—— “云铜科技中心全体干部职工紧紧围绕在党组织的周围，通过职工之家传、帮、带，通过小发明、小创新等丰富多彩的职工技能竞赛，已经研发出了17个产品品种”。 但“云铜牌”阴极电解铜产品的生产却一直没有消息，有人翻遍了他们发布的经营分析和会议记录，没有一次披露了具体的产量和销量。 唯一有据可查的，是2019年的一份由国家有色金属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质检报告”。 关键是在官网提供的图片附件中，检测报告的出具单位并不是公告标题中提到的检验中心，而是另一家位于云南省的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闹了个大乌龙。 在商标事件、500吨黄金捐赠事件出来之前，行业里基本没几个人听说过中国云铜—— “国内冶炼厂我们都有联系，中国云铜这家公司应该不生产铜，如果有生产，现货市场里我们会知道”。 有人专门查了下上海期货交易所的铜期货注册商标，也没在里面发现“云铜牌”产品的身影。至于这个并不存在的产品怎么拿到的国际大奖，那就不得而知了。 其实细查一下，这个公司也有迹可循。 2008年的时候，有个叫云瑞之详的公司在云南成立了。当时很多人还不重视商标保护，这个公司抢注了一大堆跟“云铜”有关的商标，足足比央企云南铜业早了一年。 就因为这个，云瑞之祥和云南铜业打了十多年的商标官司，直到现在都没能理清头绪。 云瑞之祥和中国云铜背后，还都有一个名叫李鑫的高管，当初所谓无偿接受商标的美国奥洛海集团公司大股东也是云瑞之祥的创始人之一叶芮均。 不知道是因为囤了几年的商标出不了手，还是因为疫情憋坏了脑子？中国云铜开始频频测热点放卫星。 这不，海南自贸区刚出政策，按照昆明代表处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说法，国家已经接受了中国云铜集团的投资，“首批投资将是2000亿美金，可能会投到海南，下一步可能还有更多的投资。” 2000亿美元，大概是1.4万亿人民币了，太厉害了。要知道咱们举国之力也很难一把砸下这么大笔钱，像发改委拨钱，也是几十亿几十亿的来，中国云铜“富可敌国”了。 据说，之前在公告里承诺过的投资和黄金捐赠也在稳步推进中。 可惜，这么“为国家着想”的公司，其充当“对外联络办公室”角色的昆明代表处已经被昆明市有关部门贴上了封条。 只是一屋子不是明代就是清代的瓷器和号称有2000多年历史的老茶、各式各样的古董摆件和2米多高的密码保险柜，不知道有没有被公司员工及时“抢救”出去。 江湖大妈的红与黑：向左的金嗓子，向右的老干妈 注脚在此刻埋下。 2 在八十年代，柳州市糖果二厂是中国糖果行业当之无愧的扛把子，而它的领头人就是年纪不大的江佩珍。 1959年，由于母亲早逝，为了缓解家里压力，刚满13岁的江佩珍来到柳州糖果二厂干学徒。 生性要强的她从包糖工做起，生产标兵、组长、班长、车间主任一步步往上升，在18岁的时候成为主管全面工作的副厂长。 1979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中国开始走向世界。也正是在这一年，年轻有想法的江佩珍正式被任命为二厂掌舵人，此时的她不过33岁。 一上任，江佩珍就带着厂里的技术人员前往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学习先进技术，并引进了最先进的糖果生产线。很快，糖果二厂就造出了中国第一颗果酱夹心糖和花生巧克力，并迅速拿下了世界上最难生产的酒心巧克力。 在当时，能送上一颗二厂的巧克力，是追女孩的最佳武器，比今天的德芙要丝滑得多。 1988年，柳州糖果二厂的产量接近2万吨，产值9700万，各项指标都是全国同行业第一。 但江佩珍很快就察觉到了危机，市场上冒牌货的大量涌现和原材料价格的迅速上升，加上“吃糖不利健康”观念的流行，二厂的销量急剧下降。 1993年1月份，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在柳州举行企业家座谈会，江佩珍“大倒苦水”，朱总理没说什么，只给她点了一条路：搞高科技产品。 半年之后，急于寻找出路的江佩珍带着厂里仅剩的7万元来到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3 在这里，江佩珍遇到了自己的贵人。 在听完这位非常接地气的厂长的想法之后，华师大的生物学教授王耀发决定把自己研究的治疗慢性咽炎的润喉糖配方送给江佩珍，并且不收一分钱。 得到了宝的江佩珍立马上线生产，并取了一个同样接地气的名字：金嗓子喉宝。 在新项目上马之前，深知制药和制糖果不同的江佩珍叫人砸烂了二厂的所有制糖工具，全部送到废品厂。 她告诉工人们：“我们做糖果30年了，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我们改做药了，要用先进的设备、良好的生产环境重新做好这个企业。不破釜沉舟，大家就看不到决心。” 为了凑齐700万的启动缺口，江佩珍20天连跑28家银行，但全部被拒绝。走投无路的她在办公室唱《国际歌》为工人们打气。 一个月后，780万凑齐，“金嗓子喉宝”开始生产。为了表达谢意，产品在包装盒的设计上特地印上了王耀发的头像。 凭着这款润喉糖，江佩珍第一年就实现了6000万元的盈利，迅速翻身。 1994年，在国企改革的大潮下，江佩珍申请将柳州糖果二厂变为合作制民营企业，广西金嗓子制药厂正式成立。 但在一年之后，西瓜霜这些同类产品开始涌现，金嗓子喉宝的市场受到挤压。 但江佩珍并不担心，手里有粮的她砸下500万在央视做起了广告，“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开始传遍大江南北。 在广告的强劲推动下，金嗓子迅速占领全国市场，在同类产品中跃居第一，营收突破一个亿。 1998年，改制之后，员工持股的金嗓子有限责任公司跻身全国制药企业100强，并在第二年靠着“改革有力”这块牌子上了当时最火的节目《焦点访谈》。 国家背书，广告加持，尝到宣传甜头的江佩珍风光无限。 也就在这一年，刚刚挂牌“贵阳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不久的陶华碧在贵州强势崛起，树大招风的她很快又陷入到一场官司之中。 4 1975年，28岁的贵州姑娘陶华碧遭遇到人生第一次重创。在勘探队工作的丈夫因病去世，膝下还有两个嗷嗷待哺的儿子。 为了养家，陶华碧南下广州打工，没上过一天学的她只能在工地上做活。 为了在工地上扎下根，陶华碧比任何人都拼命，20斤的铁锤她一天要抡够10个小时，出了名的不要命。 拉黄包车，摆地摊，陶华碧什么都干过。 但身体不是铁打的，42岁这年，因为重度劳累的缘故，已经扛不动沙包的陶华碧不得不回到家乡。 1989年，为了谋生，陶华碧用省吃俭用攒下的一点钱，自己捡来砖头和瓦片，在贵阳龙洞堡的一条街边搭起了一间不足十平的小屋，取名“实惠餐厅“，专卖冷面和凉粉。 物美价廉，分量又足，临近学校的小店很快打响了名号，客源不断。 看到有穷学生没钱吃饭，陶华碧就把他们拉进来，端上一碗凉粉，要么赊账，要么直接免单。 学生们感念她的举动，就称呼她一声“老干妈”。久而久之，大家都跟着叫了起来。 五年之后，由于城市规划，龙洞堡成了主干道，临近高速的实惠餐厅成了一批长途司机的歇脚地。 为了客人们吃得更有味，陶华碧特意调了豆豉麻辣酱来拌凉粉。不仅不收费，还经常给上路的司机揣上一罐，鲜香又提神。 很快，老干妈的麻辣酱在龙洞堡一带的名声越来越大，甚至有人专程跑过来买。 陶华碧的的凉粉生意越来越差，麻辣酱倒是做多少都不够卖。再往旁边的摊子一看，十多家凉粉店用来佐餐的都是陶华碧的麻辣酱。 1996年，看到商机的陶华碧关掉了餐厅，租借来南明区云关村委会的两间屋子，办起了麻辣酱加工厂，招牌就是“老干妈”。 为了表示对产品的信心，陶华碧将自己的头像印在包装纸上：如果谁吃了辣酱有问题，看到照片就可以找到我！ 这一年，虚岁五十的陶华碧正式出圈，麻辣酱一姐的位置指日而待。 5 创业之初的陶华碧手里只有四十个工人，说是加工厂，其实就是一个手工作坊，没有机器流水线，全部的工艺都是手工操作。 剁辣椒呛眼睛，工人们不愿上前，陶华碧就自己上手，两只手上的指甲全部钙化。 吃住都在厂里的她下了生产线，就自己背着编织袋跑到各个商店和食堂宣传。人家不愿收，她就说可以试销，卖得好收钱，卖不出去全部退货。 凭着软磨硬泡，陶华碧才在几家柜台摆上了老干妈。 不过一周时间，商店的老板们纷纷跟她紧急要货，新的订单源源不断，有的商家甚至跑到工厂门口蹲点一晚，就为抢到头批货。 脱销的老干妈麻辣酱火遍了整个贵阳城。 一年之后，陶华碧正式挂牌“贵阳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直指全国。 考虑到公司位置偏远，交通不便，陶华碧包下了每一位员工的吃住，工厂全部解决。 每当有员工出差，她还会煮上几个鸡蛋，亲自到厂门口送行。 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全国的老干妈都跑了出来，湖南、四川、山西、甘肃，大旗一挥，干妈遍地开花。 包装纸上的人头一个接着一个，整整一支老干妈女子特攻队。 但就在陶华碧成功注册老干妈商标之前，湖南华越公司的“刘湘球老干妈”抢先注册成功。于是，货架上同时出现了两位红底黄字、身着白围裙的老干妈，不知道还以为是姐妹俩。 两个老干妈相争不下，国家商标局最终判定两家公司共同使用老干妈的品牌。 1999年11月，不服气的陶华碧以不正当竞争为由，一纸诉状将华越公司告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之后，两边都不服气，再次上诉。 直到2001年3月，北京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华越公司停止使用老干妈商标，并赔偿陶华碧公司40万元。 两年之后，国家商标局宣布撤销华越公司的“刘湘球老干妈”商标，陶华碧成为了中国唯一正宗老干妈。至此，这场真假老干妈的马拉松诉讼才落下大幕。 6 江佩珍30万美元“赚来”的广告很成功。 伴随着罗纳尔多的凌空抽射，“金嗓子喉片，广西金嗓子”的配音销魂传出，咧着嘴露出一副板牙的罗纳尔多傻呵呵地举着一盒金嗓子喉片。 靠着粗糙的画质和洗脑的广告词，再配上罗纳尔多的形象和知名度，广西金嗓子一夜爆红。 在这一年，赚得盆满钵满的江佩珍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2003年中国十大经济女性”的称号。 2005年，中国的一家药厂找到罗纳尔多做代言，条件只有一个：先结束和广西金嗓子的合作。 此时的罗纳尔多一脸懵逼：广西金嗓子是啥？ 等他看到自己在中国街头小巷里傻憨憨的形象，一头气晕过去的他才明白，两年前的那顿饭局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至少损失了上千万的代言费。 更可气的是，他的商业形象也一落千丈。在年度广告评选中，看起来像高仿的罗纳尔多当选为“中国十大最不受欢迎广告代言人”前三名，并失去了许多高端代言。 一怒之下的罗纳尔多将江佩珍和中央电视台一起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一千万欧元。 但耐不住天高皇帝远，广西金嗓子一拖再拖，维权成本极高，加上罗纳尔多的职业生涯也在走下坡路，于是双方私下解决，草草了事。 2007年，被迫撤下罗纳尔多广告的江佩珍以1400万的代言费签约了当年的“世界足球先生”卡卡，激动得卡卡直呼“中国妈妈”。 虽然是名正言顺的“好儿子”，但依旧是粗放的画风和洗脑的广告语，金嗓子还是那个金嗓子。 7 就在江佩珍高歌猛进的时候，陶华碧却在准备着转型。 2012年，老干妈的产值达到33.7亿元，纳税4.3亿，陶华碧也凭着36亿的身价登上了胡润中国富豪榜。 就在同时，65岁的陶华碧开始把公司放手给儿子李贵山和李妙行，打算退居二线。 不过，在同一年，陶华碧的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开始走入大众的视野。在谈及创业经历时，裹着一身大衣的她哽咽着说道：“我是从艰难环境走出来的人，懂得珍惜，知道做什么就要珍惜什么。” 事实上，此时的陶华碧已经担任人大代表四年，因为一直躲着媒体采访，这成为这位“最低调人大代表”面向镜头的不多时刻。 大家关心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老干妈到底上不上市？ 陶华碧回答得很干脆：“上市，融资，这些鬼名堂就是欺骗人家的钱，有钱你就拿，把钱圈了，喊他来入股，到时候把钱吸走，我来还债，才不干呢。你问我要钱，没得，要命一条。我只晓得炒辣椒，只干我会的。” 除此之外，陶华碧还有两个原则：不融资，不广告。 不管是向农民收购辣椒，还是给经销商发货，陶华碧从来都是货款两清，现金流能跑到十多个亿。 既不差钱，又专注质量的老干妈迅速冲出了国门，还有了专门的译名“LaoGanMa”，一瓶在国内不到十块的辣酱，在美国接近十美元，被誉为全球顶级辣酱。 老干妈作为“时尚教母”甚至成了潮牌的大logo。 面对价格问题，陶华碧直言不讳地说：“我是中国人，我不赚中国人的钱，我要把老干妈卖到外国去，赚外国人的钱。” 2015年，68岁的陶华碧成为贵州省首富。巧的是，身家也是68亿。 8 就在陶华碧铁了心不上市的关头，69岁的江佩珍率先迈出了这一步。 2015年7月15日，广西金嗓子在香港挂牌上市，江佩珍更是贡献出了最霸气外漏的敲钟姿势，迈出大跨，冲冠一发。 上市当年，金嗓子的净利润达到1.54亿元，市值超过60亿。 不久，可能觉得自己形象更佳或者也想一炮而红的江佩珍撤掉了包装上王耀发教授的头像，改成了自己的美照。 看着业绩飘红，想再添一把火的江佩珍趁热打铁，推出了新产品“金嗓子草本植物饮料”，总经销商为北京启丰食品公司。 为了尽快打开市场，深谙营销之道的江佩珍瞄准了即将上映的《蒙面唱将猜猜猜》和《盖世音雄》两档综艺节目。 根据合同，金嗓子公司将向节目支付总价8000万元的广告费，并且和收视率挂钩。 2016年，在节目播出之后，金嗓子需要向两档节目背后的星空华文公司支付5076万元。 但江佩珍拒绝了，理由是签订合同的是经销商启丰食品公司而不是广西金嗓子公司，所以这份合同不能生效。 此时的江佩珍脑子里想的恐怕只有十三年前的罗纳尔多。原来，白嫖也可以干两次。 此时的广西金嗓子已经脚陷危局，不仅新推出的草本饮料亏损严重，而且香港的股价也一路下跌，整个公司还是只能啃金嗓子喉片这一个盈利点。 不过，就在这一年，董事长江佩珍的年薪由364万涨到了563万，而她的儿子则从133万涨到了351万。 9 2019年，看着母子俩吃吃喝喝还不还钱，一怒之下的星空华文公司将广西金嗓子告上了法庭。 法院判定金嗓子应当偿还星空华文广告费及利息5194万元，但江佩珍非常沉得住气，就是拖着不还。 不久，73岁的江佩珍被认定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从此之后不能乘坐飞机、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不能在星级以上的宾馆进行高消费，并被限制出境。 一夜之间，“江老娘”变成了老赖。 金嗓子还不起这笔钱吗？ 从2015年开始，广西金嗓子的净利润分别为1.55亿元、1.03亿元、0.63亿元、1.02亿元、1.68亿元，偿还5000万还是绰绰有余。 更何况，上市五年来，金嗓子的宣传推广费用分别是2.55亿元、3.19亿元、3.05亿元、2.9亿元、3.08亿元。 大头都压在宣传上的金嗓子，产品研发的无力肉眼可见。 在推出的草本饮料、金嗓子月饼和金嗓子肠宝相继惨淡收场后，公司90%的利润还是压在金嗓子喉片这棵摇钱树上，而在桂林三金这些企业的迎头赶进下，江佩珍的一姐位置已经摇摇欲坠。 产品不给力，股市也不安生。2015年，刚上市的金嗓子市值一度超过50亿港元，现在足足跌了八成，只剩11亿港元。 金嗓子举步维艰，老干妈也开始转型。 2019年，老干妈拍摄了视频广告“拧开干妈”，年轻版的陶华碧跳着热舞，一度登上了微博热搜。 开始打广告的老干妈正在往年轻人的市场进军，但争议也随之而来。 在李贵山接班之后，老干妈辣酱的原料由原先的贵州辣椒改用了价格更便宜的河南辣椒，不少人惊呼味道已经大不如前。 厂房起火，员工偷窃商业机密另起炉灶，开始涉足酒店房地产行业，改朝换代之后的老干妈也不再太平。 金嗓子和老干妈，谁也免不了时间的淘洗。 江佩珍和陶华碧，看起来走的路是一样的，却又走出了不一样的结果，只是因为在一些分叉路口作了不同的选择。 江佩珍是否还会记起当年的柳州糖果二厂，是否还会想起无偿送给她配方的王耀发教授？这才是她起步的基石，聪明和算计只是欲望的虚妄身影，拖着人走向深水一潭。 陶华碧没有忘记初心，但怎么把这份初心注入到企业的基因里，这是老干妈的困局和关键。 大浪淘沙，守住根本才是正道，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是谁。 门徒群殴富士康 如今的郭台铭，一定时不时就会回忆起他和王来春见面的那个下午。当时后者作为富士康深圳工厂的课长，眼神中充满尊敬与崇拜。 这个场景之所以令他印象深刻，是因为王来春的立讯精密，市值已经先后超过富士康的母公司鸿海、也超过富士康在A股的工业富联，成为全球代工制造首屈一指的新巨头。 三十年间，商海沉浮，换了人间。 代工帝国 1988年，被称为“台商元年”。 这年6月25日，《国务院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通过，允许“举办台湾投资者拥有全部资本的企业”。 早年，大陆与台湾虽然在科技领域几乎同时起步，但两岸由于国际局势和政策环境的天差地别，技术进步在为台湾带来了丰厚利润的同时，大陆电子工业还相当原始。台商们闻风而动，纷纷来陆设厂。 郭台铭正是其中一员。 早在1974年，郭台铭向母亲借来10万新台币，和朋友合伙成立了“鸿海塑料”。但第二年，公司发展就遭瓶颈，创业团队逐个退出。 心灰意冷之际，郭台铭注意到黑白电视机开始流行，于是，他“厚着脸皮”向岳父再借70万新台币，转向电视机旋钮生产，并把公司改名“鸿海工业”。1977年，终于扭亏为盈。 1985年，郭台铭在美国成立鸿海分公司，创立“FOXCONN”品牌，即“富士康”。 这只是序曲。 真正让郭台铭大放异彩的决定，是1988年到深圳去淘金。 ▲富士康最初以生产各类连接器为主营业务 他在大陆建立工厂，第一批招募了150名员工，王来春就是其中之一。 据一名员工回忆，厂房地处偏僻，经常停水停电，“若是半夜来电，就要爬起来到车间抓紧干!” 彼时，改革开放已走过十个年头，但基础设施不健全，电子工业很落后，自主创新更处于真空状态。 但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却因技术突破赚得盆满钵满。1970-1985年间，日本电子产业高速成长，产值增加5倍，内需增加3倍，出口增加11倍之多。 发达国家有核心技术，中国有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比较优势促成了国际分工的形成。而要想拿到订单，关键在于垂直整合。 为此，郭台铭设计出“CMM“模式：客户只要提出设计思路，其余从设计到生产的所有环节，由富士康包圆。同样是做电子产品，普通工厂做到985（98%的产品5天出货），富士康能做到982。 坊间流传，郭台铭曾为了在超短时限内完成订单，亲自在生产线上盯过三天三夜。 这样的管理风格，让富士康从无数代工企业中脱颖而出，抢到了苹果、三星的大订单。 90年代末，富士康代工链条，延伸到笔记本电脑领域。 2003年，郭台铭密集并购了三个手机、通讯厂，鸿海借此跨入了手机、通讯领域。后来，这些公司组合为富士康控股公司（FIH），于2005年在香港上市，当年就达到母公司鸿海总市值的一半左右。 最巅峰的时候，富士康市值高达3900亿，成为全球最大的代工帝国。 命运轮回 帝国之大，不仅在于其业务覆盖领域之广、供应链涉及程度之深、营收数字之巨，还在于以彼之乳汁，哺育了一众徒子徒孙。 利用“工业银行”的概念，郭台铭希望对相关企业进行扶持，以协助鸿海帝国不断扩张。 而王来春与哥哥一道创立的立讯精密，就在此列。 在富士康打工十年，王来春凭着肯吃苦、肯钻研的劲儿，成为管理数千名员工的课长。这是当时大陆员工达到的最高职位。 1999年，深谙富士康打法的王来春决定辞职单干。她和哥哥王来胜共同出资，买下香港立讯，主营各种电子连接线、连接器的研发、生产、销售。 2004年，王来春回到深圳，创立立讯精密。创业初期，富士康为立讯贡献了超过50%的营收。 王来春似乎也对这条大腿很满意，将生意布局在深圳、昆山、烟台……哪里有富士康，哪里就有立讯精密。 除了在订单上予以支持，在资金上，郭台铭也相当慷慨。 2009年，立讯精密改为股份制公司，郭台铭拉上弟弟郭台强，投资4000万，拿下3.08%的股权，成了立讯精密的第三大股东。 而立讯精密的回报也颇为丰厚。次年，立讯在深交所成功上市，收报每股39.99元，上涨近三成。业界甚至传出，立讯是郭台铭的马甲，以实现泛鸿海系在A股的布局。 彼时的郭台铭和王来春，像极了自然界中的犀牛和牙签鸟。 然而，摇身一变成了富豪的王来春，甘愿一辈子做郭台铭的附庸吗？ 亨利·博迈斯顿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即使王来春的办公室里贴满了郭台铭的“名言”，也无法抑制商业逐利的本性。 众所周知，苹果订单对富士康至关重要。而在为富士康代工过程中，立讯精密早就和苹果搭上了关系，变化也在悄然发生。 立讯和富士康一样，靠着连接器发家，这个东西单价低、门槛也低。王来春深知，要从富士康断奶，就要从深化产业链参与度开始，提升垂直整合能力。因此，研发投入是立讯精密的费用大头。 2011年，立讯耗资10.77亿收购昆山联滔60%的股权，成功切入苹果产业链。 2017年，立讯一举拿下Airpods订单。而后苹果不断加码，在2019年要求其月产量增至200万台。其工艺之复杂令其他同行纷纷却步，立讯遂领先于业界。 ▲把W1芯片、麦克风、语音加速感应器、光学传感器和运动加速感应器等复杂配件，塞进一只小小的耳机 几年里，立讯不断加深与苹果的合作，不但成为其核心供应商之一，更成为苹果转移部分富士康产能的优选。 有消息称，苹果建议立讯对做iPhone和MacBook金属外壳的可成科技进行投资；而另一信源也表示，立讯精密与可成科技的谈判已经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并于近期进行了更深一轮谈判。 ▲苹果CEO库克携高管团队拜访立讯 身后微笑者为该企业董事长王来春 一切都显示，事态并没有像郭台铭预期中那样发展。 刚上市时，立讯精密的营收只有10.11亿元，利润也只有1.16亿。如今，立讯精密搭建起精密制造大平台，完成了“机、电、声、光”的全覆盖。“AirPods生产组装商”、“华为概念”、“5G”、“无线耳机”各类标签，助推立讯股价飞涨。 今年2月，立讯精密发布2019年业绩快报，公司全年营收上升至623.80亿，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47.21亿元，远超市场预期。公司股价不断走高，2019年1月至今，涨幅超650%，截止发稿，立讯精密总市值达3400亿，已经超过富士康在A股工业富联的3000亿。 9年时间，立讯精密俨然成为A股首屈一指的精密制造巨头。 ▲山西立讯精密工业公司的生产车间 永恒的利益 从连接器、到垂直整合、再到并购扩张，富士康这套大陆IT代工行业的“祖师爷”打法，被含着它奶水长大的立讯精密如法炮制，最终实现了对前者的超越。 观察立讯的发展轨迹，甚至与苹果深度捆绑一项，都与富士康如出一辙。 这其中既有优势，又有劣势。优势自不必说；但对苹果订单的过度依赖，容易使企业丧失独立性，一旦苹果销量下滑或减少订单，下游便将遭遇剧烈震荡。 宸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这家企业长期为iPhone与iPad生产屏幕，一度成为触控屏幕领导者。后来苹果变心，股价暴跌。其内部人士表示，本以为苦熬技术，可以领先对手三年，没想到决定生死的是客户。 此次疫情中，由于苹果订单缩减，富士康一季度营收也暴跌12%，创下数年来新低。 而早在几年前，富士康已经在暗暗舔舐苹果抽单带来的创伤。有预测显示，到2021年或更早，苹果可能会把旧款iPhone机型，交由立讯精密生产。 为什么苹果如此喜新厌旧？ 事实上，分散产能是苹果的惯用伎俩，它与高通长达两年的官司，足以说明问题。 2016年，苹果有意削减对高通的依赖，将被高通甩在身后的英特尔，重新纳入芯片供应商的名单。 但相关测试显示，高通版芯片比英特尔版信号好30%，极端条件下甚至达到75%。于是，为了平衡用户体验，苹果居然限制高通版的网速。 2017年，高通向ITC（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诉讼，指控iPhone侵犯专利。两年后，这场官司最终以英特尔的退出告终。 除了不安全感，苹果将产能从富士康转移到大陆的代工企业，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从生产角度来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深入参与供应链全球化的过程，具有强大的制造能力。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已经超过美国，位于世界第一。 这从产业链的角度上决定了，谁也绕不开中国。 而从消费角度看，中国在许多领域都是全球最大单一市场。 2009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新车市场； 2012年，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智能手机市场； 2015年，中国又揽下了新能源汽车全球第一。商务部预测，2020年末，中国汽车保有量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计，5年内，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航空市场。 没有任何国家像中国这样，拥有空前强大的制造能力和全球数一数二的消费市场。与大陆企业合作，或把工厂放在离市场最近的地方，是企业的理性选择。 巴菲特说，中国是个非常大的市场，我们也很喜欢大市场。 加深与中国企业的合作，有利于加强对这个市场的渗透。 当然，随着中国制造业成本的上升，部分成本敏感、附加值低的生产加工，正在向印度、东南亚等地转移。而中国的品牌，也主动顺应时代浪潮，纷纷出海投资建厂。 比如立讯精密，已在越南豪掷17.26亿建成工厂，并实现AirPods量产。预计未来，越南立讯将承接公司1/3的产能。 所有这一切，都让人想起富士康初来乍到的情形。 大陆代工崛起 从富士康的小助手发展到市值两千多亿的巨舰，从简单的连接器加工到生产工艺复杂的AirPods，从承接外包小单到与国际巨头合作…… 立讯的成功，既是富士康这个昔日的代工帝国遭到徒子徒孙分食的缩影，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陆IT产业赶超台湾的必然趋势。 如今，与立讯精密类似的大陆龙头企业，还有比亚迪和闻泰科技。 前者一直被认为是新能源车企，但与此同时，它还是全球产能最大的磷酸铁锂电池厂商，以及全球领先的EMS（电子制造服务）和ODM（原始设计制造）供应商。 后者作为中国最大的电子ODM厂商，刚刚完成了对安世科技的收购，掌握半导体技术，为打通产业链上下游争取到一张王牌。截至今日，闻泰科技市值已达1200亿。 此外，蓝思科技、歌尔声学、鹏鼎控股等在触控屏幕、声学材料、电池领域稳扎稳打，受到国内外品牌的信赖，同时握有苹果、华为、小米、三星等企业的大订单。 立讯精密之外，更多大陆代工制造也在争夺富士康的生意。而富士康之外，lT之外，整个全球高端制造产业链，大陆制造业也都在加速争夺市场。 可以看出，大陆企业在制造业的价值链条上，一直在不断上移。 纵观这些公司取得的成绩，无疑要归功于以技术导向为核心的理念、以全球市场为目标的格局，以及踊跃参与市场竞争的强烈进取。 以立讯为例，近三年来，公司累计研发投入达84.33亿，难能可贵的是，这些钱100%费用化，有效推动着企业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迈进。 随着垂直整合能力不断增强，以及在相关领域的并购扩张，多数龙头代工企业，越来越呈现出多元综合的特征。其研发触角，涉及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5G、AI等智能领域；甚至在难以攻坚的芯片领域，都不乏他们的身影。 立讯精密财报也显示，公司已切入5G手机天线领域，不论企业级5G天线还是手机用5G模块，都有完善的解决方案。 这些投入，都将有利于化解苹果依赖症的威胁。 而与此同时，华为、中芯国际、长江存储等上下游龙头企业在技术前沿的不断突围，也会对掌握先进制造技术的企业产生巨大的协同带动作用。 郭台铭曾总结说，成功的途径就是一抄二研究三创造四发明。几十年的蓄势和追赶，已让大陆企业走完摸着石头过河的抄和研究，纷纷奔涌向大江大海的世界市场，接下来，他们将以自己创造和发明，让世界真正爱上中国造，甚至即使不爱，也离不开。 都看到这里了，点个“在看”和关注再走！ 十六大系列、三百多种品种 枫源木皮，恒青木饰面板品种目录 想在线与厂家沟通 公众号留言回复 “姓名+联系方式” 或者 直接拨打咨询热线 如果你是企业主，如果你是投资者，想在市场上引领行情，而不仅仅只是潜伏和跟随行情，就务必要关注如下平台，我来第一时间传给你政策信息和政策方向！（不指望能得到多少感恩，但希望能积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