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中的那些款，读懂了鉴定瓷器不难 瓷器中的那些款，读懂了鉴定瓷器不难 原创 李寅 好古斋艺术 2018-05-05 “款儿”是款识的简称，为了说起来方便，听起来亲切，两个字就被简化成了一个字，并加了个儿化音。今天大家竞相收藏的书画、瓷器等等门类的艺术品大多都有款识，都以有落款者为贵。落款越是具体，越是难得。 （一，划刻款） 落款的内容往往是作者的姓名、制作的年代、生产的地址、因何而作这类信息。字数少者一两个，多者有百余字。字数越多记录的内容越是详尽。比如大英博物馆那件举世闻名的家国永安瓷枕。这件枕头是迄今发现的时间最早的一件珍珠地刻划花瓷器。枕面除了用阴线双勾出“家国永安”四个极具时代的四个字，还在左右两侧竖向各刻划了两行款识。 宋代 磁州窑家国永安瓷枕 大英博物馆藏 枕面右侧刻：“元本冶底赵家枕永记”，左侧刻：“熙宁四年三月十九日画”。简单的两句话就交代出这件枕头的制作地点、商号以及精确的年代。因为有了这些具体的信息，这件瓷枕就变得与众不同，文化价值也就更高。 元代 钧窑小宋自造款香炉 内蒙古博物院藏 这件钧窑炉出土于1970年底。内蒙古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们来到呼和浩特市白塔东南约500米处的农田与当地农民一起劳作，无意中挖掘出了两个黑釉大瓮，其中就有这件钧窑炉子。在炉的颈部有一方形空白，上边刻有“己酉年九月十五小宋自造香炉一个”的楷书款识。经过推断这个己酉年应为元武宗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距今708年。这件炉子的款识和家国永安枕的款识相比内容大致相同，但显得更加随意。尤其“小宋自造”四个字，让我们清楚的知道了当年制作这件炉子或者拥有这件炉子的人的姓氏。让历史更加清晰了一点。 中国古代在陶瓷上所落的款识，大致可以分为刻划款、书写款和印制款这三大类。在这三大类落款方法之中，又可以细分出更多不同形式的落款。虽千变万化，但不离其宗。 五代 定窑白釉“官”字款碗（刻划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康熙 青花日日见喜纹碗 （书写款） 观复博物馆藏 元代 景德镇窑卵白釉印花“太禧”铭云龙纹盘 （印制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这三类款识里“刻划款”出现的年代应该相对最早。在陶器上用硬物刻划出痕迹的技术要求很低。烧制之前在湿软的陶胎上，树枝草棍随便一划就可以完成。就算是在烧制完成的硬胎上刻划也不算什么难事，完成的只是物理的变化。但是在陶器上书写款识的难度相对就要大一些，起码要等到有适合的颜料和类似毛笔一样的工具出现之后才能达到。经过考古发掘的研究，人类早期烧造和使用的陶器都是单色的红陶、灰陶等。复色的彩绘陶和彩陶直到新时期时代晚期才逐步出现。所以用另外一种颜料在陶器上用书写的方式落款较之刻划款的出现一定更晚。 古代工匠在陶瓷上落款有三种方法，刻划款、书写款和印制款。其中刻划款的方式出现的年代应该最早。这次我们就专门为大家介绍一下古代瓷器里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刻划款。 三国 越窑青釉虎子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带有刻划款的瓷器在唐代之前出现的很少，基本上都是零星的，工匠个人行为。比如上期提到的三国时期的带有“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款的青釉虎子。内容基本都是一些纪年，窑工的姓氏等等简单的信息而已，随意性很强。 唐代开始在瓷器上刻款的行为逐渐开始流行，而且所刻的款识也不像之前的随意。有些款识则是代表皇家或者官方的，以此区别民间的普通用瓷，工匠是不能随意刻划的。最具代表的就是唐代邢窑中带有“盈”字款的瓷器。 唐代 白釉“盈”字罐及底款 观复博物馆藏 带有“盈”款的邢窑瓷器在近些年国内的考古中时有出现。这部分瓷器以碗、盒、壶、罐为主，虽是一些生活用具，但是烧制的水平都非常的高，与一般的邢窑瓷器相比都要强很多。 “盈”字款白瓷出土的主要地点有两个，一是产地邢台附近，另一个就是西安市区的大明宫遗址。所以人们推测这部分带有“盈”字款的瓷器是专门为皇家御苑所烧制的贡瓷。“盈”字的含义极有可能就是大盈库的简称。根据《旧唐书》和《新唐书》的记载，唐玄宗时期开始内府设有皇帝私库，名为“大盈库”或“百宝大盈库”，里边所藏供皇帝宫廷享乐及赏赐之用。 进入五代，尤其是两宋时期，迎来了瓷器刻款的黄金时代。在这段时间大江南北各个窑口，都有很多带有不同内容刻款的瓷器生产。比如北方的定窑、耀州窑，南方的越窑、建窑等等。 代 定窑白釉“官”字款碗（底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 定窑 “官”字款钵（底款） 定窑在五代、北宋初年就开始为宫廷皇室生产高等级的瓷器。我们今天在各大博物馆里，都能够看到很多那一时期，供奉给皇室、官方的带有特殊刻款要求的瓷器。最多的就是带有“官”字刻款的。“官”字款显然就是为了说明瓷器的所属性质，是为官方生产的。以此与市场流通的普通商品瓷器区分开来。同一时期除了定窑以外，耀州窑也有刻“官”字款的瓷器出现，更加说明“官”字款是皇家当时的统一要求，不是任何窑口，任何工匠可以随意而为的。定窑瓷器了还有一类带有“新官”款的瓷器。同样也是采用刻款的方法，不过“新官”款的字体则稍显拘谨。从两种款识的内容上分析，“新官”款瓷器应当晚于“官”字款的瓷器。但是从近些年的考古发现来看，两种款识晚唐五代时期就已的出现，“官”字在先，“新官”款在后，前后相差的时间很短。两种款识在五代、北宋早期共同存在，并没有因为“新官”款的出现而取代了“官”字款。 北宋 定窑“新官”款碗（底款） 北宋中期以后，带有这两种款识的瓷器迅速减少消亡。有可能是社会稳定后，烧造瓷器不像五代宋初时那样混乱，皇家官方贡瓷管理变得规范，“官”字类款过于笼统，或是社会流行因素的改变。取而代之的则是“尚食局”“尚药局”“五王府”“东宫”等带有更加具体使用地点刻款的瓷器。 除了定窑的刻款比较代表以外，当时像建窑、磁州窑也有不少独特的带有刻划款的瓷器。 宋代 建窑“供御”款兔毫盏 观复博物馆藏 建窑在宋代主要以生产黑釉茶盏为主。北宋徽宗皇帝在其所著的《大观茶论》里，对建窑茶盏推崇备至，被奉为天下第一盏，认为其它地方生产的茶盏都不及它。所以建窑当年一定为宫廷贵族生产了不少的贡瓷。给皇帝制作茶盏，除了质量要高以外，为了表明特殊性，自然少不了要落上款识。通过近些年的研究，果然发现了有一部分底足带有“供御”和“进盏”刻划款的瓷器。如果说之前讲的带有“官”字款的瓷器性质不够清楚，建窑里带有这两种款识的瓷器则是供奉宫廷给皇帝御用的无疑了。 “供御”和“进盏”两种款识，除了刻划的，更多的则是烧制时模印的。两种方式相比较，刻划款有可能稍早一些。开始可能只是皇帝的偶然行为，对一只盏格外喜爱，便叫工匠加刻上款识。后来随着建盏越来越流行，宫廷需求量越来越大，要求开始严格。为了避免刻款的随意性，建窑则为皇家专门生产，这类贡盏则开始统一要求，采用模印的方法落上“供御”“进盏”的款识。 宋金以后，瓷器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刻款的方式逐渐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更为随意的书写款。但也不是完全的消失，特殊的瓷器品种，以及一些追求金石味道的定制瓷器，还都保持了刻款的方式。 宋金以后，瓷器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刻款的方式逐渐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更为随意的书写款。但也不是完全的消失，特殊的瓷器品种，以及一些追求金石味道的定制瓷器，还都保持了刻款的方式。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仿古铜釉出戟尊 比如这件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仿古铜釉出戟尊。无论造型还是釉色都是模仿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以瓷仿铜，几可乱真。乾隆时期社会上下大兴收藏，尤以收藏三代铜器为贵，所以此类仿古瓷器便开始出现。 为了追求铜器的金石味道，工匠采取了刻款的方式，阳刻六字篆书方章款。字体以及文字的排列形式等等细节，完全取自金石。如果采用书写款的方式，显然很难做到这点。 一些烧造工艺特殊的瓷器品种，落款往往会选择刻款的方法。比如窑变釉、茶叶末釉、孔雀蓝釉等等。 （二书写款） 书写款在瓷器当中出现的比刻划款要晚一些，隋唐时期才逐渐流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唐代时期带有书写款的瓷器，大部分都是来自湖南的长沙窑。 唐代 长沙窑褐彩诗文壶 湖南省博物馆藏 长沙窑是我国唐代的著名窑口，其产品畅销海内外。高温釉下彩绘工艺的开创，为我国后世的彩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此又开辟出了一条新的瓷器装饰之路。另外使用文字作为装饰的方法也是唐代长沙窑的创举。正是基于这两点，我们今天看到的唐代，带有书写款的瓷器才大部分都来自这里。 宋代 磁州窑诗文枕 观复博物馆藏 宋金以后瓷器上用彩料书写文字款识的窑口逐渐多了起来。比如北方的磁州窑就很好地继承了唐代长沙窑使用文字装饰的技法。但是像耀州窑、龙泉窑、景德镇窑等以釉色和剔刻见长的瓷器几乎仍不见书写款的瓷器。即便有也都是烧制好后用毛笔蘸墨，在无釉的露胎处后写款识。墨汁附着能力强，写在瓷器上，几百年后仍能辨识，专业管这种款叫做“墨书款”。 定窑白釉盘及款识 河北定州市博物馆藏 比如这件盘子，出土于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基地宫。外底有一“官”字刻款，埋入地宫前又用毛笔书写了“供养舍利太平兴国二年五月廿二日施主男弟子吴成训钱叁拾足陌”。生产时本身用途不详，但后来被一个叫吴成训的信士弟子花三十钱买下来供养给佛舍利了。所以临时补写了墨书款识。尽管款识不太美观工整，但正是这些文字交代出了来龙去脉，让近千年后的我们得以了解当时的历史。 到了明清时期，瓷器上书写款的形式发展到了一个黄金时期。无论官窑还是民窑，无论彩瓷还是单色釉瓷，各个品种的瓷器都竞相写款。以至让今天不少喜欢瓷器的人错误地认为，只有写款儿的瓷器才是好东西，没写款儿的都不成。其实一件瓷器写不写款，和评判它的珍贵程度不是绝对的关系，款识只是众多评判的标准之一而已。 清雍正 仿官釉花口尊 观复博物馆藏 其实给许多人造成以款有无论好坏的观念并不是完全的空穴来风，其中是有一定原因的。明朝初年皇家的瓷器基本上是以景德镇窑和处州的龙泉窑为主。龙泉窑由于品种的局限，胎体较厚等诸多原因，慢慢也被景德镇窑生产的瓷器所取代。皇家御用官窑瓷器最终全部交给了景德镇。为了将皇家御用瓷器与民间用瓷区分开来。皇家专门在景德镇珠山设立御窑厂，并对御窑所烧的瓷器从纹饰、品种、形制等方面做出规定。其中一项就是在官窑瓷器上书写款识。 从流传到今天的实物来看，官窑瓷器上开始有意识地书写款识是从明初的永乐时期开始的。 明永乐 青花压手杯（狮球心）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几件永乐青花压手杯，在杯子的内底图案中，就有“永乐年制”四字的篆书款识。有的写在团花当中，有的写在绣球当中，旁边再画两头狮子。另外字迹因青花料的原因有些漫漶不清，但这是迄今发现最早且最有力证明官窑瓷器书写年号款的实例。 永乐时期官窑瓷器书写款识的瓷器仅见压手杯这一例，在同时期的其它瓷器上则没有出现，也说明此时仅是个萌芽期。后面紧接着的宣德时期，瓷器上写有年号款的例子就变得非常多了。除了延续永乐压手杯当中四个字款的“宣德年制”，还出现了“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款的。款识内容在具体年号前把国号又加了上去。这种内容款识的开创，对后世的影响最大最深。后世无论官窑还是民窑款识基本都已这种形式为主，拿它当做模板来参照。 明宣德 青花夔龙纹罐及底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宣德时期官窑款识的内容基本得到了确定，但是书写款识的排列和位置等还是没有得到统一，相对后世显得比较混乱、随意。 明宣德 青花双凤穿莲长方炉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大件器物，比如罐、瓶、缸、炉等款识多书于器身或口沿上，小件碗、杯也有书于器底的。书于器底也有在内在外的区分。六字的排列有一字排开，从右往左读的，也有竖向由上往下读的。还有分成两行竖向六字或四字款的，总之形式不够统一。但从这种混乱也能够感受出，当时官窑对写款的重视态度。官方与工匠共同不断地尝试、改变。此时对待瓷器上的书写款识，与之前的宋金或是更早时期的态度完全不同。从随意到标准，从简单的信息记录到蕴含官方的特殊性质。 宣德以后的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由于国家政权的动荡，顾及不上烧瓷器的事情，官窑一度停烧，这段时期遂被称为“空白期”。 明空白期 青花松竹梅纹罐及底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空白期的瓷器基本又开始不书写款识。所以带有“大明正统年制”“大明景泰年制或是“大明天顺年制”的瓷器微乎其微。 经过空白期的动荡后，景德镇的瓷器随着明朝社会的稳定，也开始逐渐恢复，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期。不过此时的瓷器风格开始转变，变得淡雅柔和，一改永宣时候的浓艳豪放。瓷器风格与所处的社会及最高统治者的内心状态惊人的相似。永乐皇帝南征北战，青花自然是奔放热烈。成化皇帝长在深宫，太子之位屡被废立，内心脆弱，性格内向。瓷器多画庭院花卉，风格含蓄内敛，毫无雄心壮志。 左图：明永乐 青花龙纹天球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右图：明成化 斗彩花卉纹小罐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成化开始瓷器又重新流行书写年号款识，特别是官窑瓷器。成化瓷器上的款识基本都以“大明成化年制”六字楷书款为主，很少见四字或者其它形式的。这种形式很明显就是继承了永乐、宣德时期瓷器的款识。款儿的内容形式虽然继承了永宣，但字的书写风格却变得稚拙纤细，有自己的特色。 明成化 黄釉暗刻云龙纹碗及底款 观复博物馆藏 著名的陶瓷鉴赏大家孙瀛洲先生，曾凭借经验总结出六句口诀概括成化时期的官窑款识：“大字尖圆头非高，成字撤硬直到腰，化字人匕平微头，制字衣横少越刀，明日窄平年应悟，成字三点头肩腰”简单的六句话，分别的把“大明成化年制”六个字的特点总结了出来。同时也说明了成化时期书写款识时，为了保证统一性和美观，已经有了严格规定，不得按照个人字体随便书写。这样的规定也具有防伪识别的功能，将官窑瓷器与其它瓷器清晰的区分开来。 成化时期还开创了一种书写款，就是大名鼎鼎的“天”字款。即不写国号也不写年号，孤零零的就写一个“天”字。这种形式的款识往往都落在斗彩小罐的底部，非常罕见，以致后人管这类罐子干脆就以款命名，称之“天字罐”。 化 斗彩海兽纹天字罐及底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关于成化时期为什么会仅以一个“天”字作为款识，学者们做了很多种推测。其中有人认为，古人有用《千字文》编号的习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按顺序往后排，一个字代表一个号，“天”字就是第一号。这种说法听上去也不无道理，但是迄今为止只发现了“天”字款，而没有发现“地”字、“玄”字等款的瓷器。所以说“天”字是利用《千字文》编号计数的这种解释就不够有力。除此之外还有其它很多解释，但至今仍莫衷一是。“天字款”始终还是个迷。 成化之后的弘治时期，款识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和成化没有太大区别，不过把“成化”俩字换成了“弘治”。弘治皇帝的童年经历和他爹成化基本类似，长在深宫，从小就深刻体会到宫廷斗争的险恶，性格也是温和内敛。所以在官窑瓷器上父子两朝风格几乎难辨。 再之后的正德朝，瓷器风格就开始有所转变。款识也又变的多样起来，不再是以单调、标准的六字年号款为主。 明正德 黄地绿彩龙纹渣斗及底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很多正德官窑，干脆把国号“大明”两字略去，改成“正德年制”四字款。 中国大部分时期瓷器上如果有字的话，基本都是以汉字为主，除了在个别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时期。大明朝是纯正的汉族江山，但正德朝的瓷器却开始流行其它民族、国家的文字。比如八思巴文和阿拉伯文等。特别是阿拉伯文，在正德朝瓷器上已经成为一种流行。 明正德 矾红彩阿拉伯文盘（阿拉伯文款 ）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这种流行出现在正德朝想来也不突兀。正德作为一个独生子+富N代+官N代的皇帝，和他爷爷成化、父亲弘治的温和、保守不同。他喜欢自由，喜欢折腾，不喜欢那些陈旧的，繁缛的，礼教规矩。他向往宫墙以外，向往那些新鲜的、有趣的外来文化。在他使用的瓷器上，用那些奇怪的文字落上“正德年制”，我想正德皇帝自己也看不懂。他要的可能就是这种打破传统礼教束缚带给他的快感。 明正德 青花龙穿花纹碗（八思巴文“正德年制”款 ）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时间加在一起正好九十九年。这一百年间生产的陶瓷，基本代表了明代后期瓷器的整体风貌。这段期间内明朝社会基本没有大的战争影响，经济平稳发展，手工业也愈加繁荣。景德镇陶瓷产量逐年加大，青花、五彩以及各种颜色釉花样繁多。据《江西大志》记载，仅嘉靖二十五年一年，景德镇御器厂就烧造进呈瓷器十万零三千两百件，紧接着第二年又烧造十二万零两百六十件。可见当时御器厂的产量之大，宫廷所需瓷器之巨。 嘉靖官窑瓷器几乎都书有“大明嘉靖年制”款识。有的在两行六字款外加有双圈，有的加有长方形双栏。似乎是有意在模仿书画上的印章。不过也有的只用青花落上“大明嘉靖年制”六字，既不加双圈也不加双栏。这种什么都不加的形制在此之前极少出现，是嘉靖时期官窑款识的特色之一。 嘉靖款识 嘉靖时期大件器物，如大盘、大缸、大罐等落款则继承了永宣以来在器物外沿的习惯。从右往左“大明嘉靖年制”六字一字排开，外加双栏框。 此类大器物在当时受烧造条件的束缚，外底部往往无釉，都是细沙底，没办法用青花料，或者其它彩料书写款识。再者大件器物不像小件碗、盘经常移动，翻转容易。底部常不示人，不如把款式写在容易被看到的口沿或器身上。当时瓷器上的官窑款识，就像今天的名牌商标，既是东西的质量保证，又是彰显价值的关键，所以要写在容易让人发现的位置。 明嘉靖 青花花鸟纹梅瓶及款识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嘉靖时期开始除了六字官窑款还开始流行“吉语款”。这种款顾名思义，内容都是一些四个字的吉祥语。比如“富贵长春”“长命富贵”“万福攸同”等等。“吉语款”其实在嘉靖之前就有零星出现，刚开始往往就一个“福”字或者一个“寿”字，发展到了明朝中叶才逐渐变成吉祥词汇。这类款识官窑瓷器比较少见，往往都会出现在民窑的作品上。 嘉靖之后的隆庆朝虽只有六年，但这时期官窑在瓷器上落款比较特别。 明隆庆青花云龙纹豆 观复博物馆藏 隆庆之前历朝官窑款识都是大明某某年制，民窑瓷器落某某年造。一个“制”字表明了与众不同。但隆庆朝一改常态，官窑瓷器都改写“大明隆庆年造”，具体原因实在令人费解。更为奇怪的是，不但隆庆之后紧接着的万历朝没有继续保持这种落款方法，后朝历代官窑瓷器也都没有照此消法。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落款方式，让仅仅烧造了六年的隆庆官窑显得独树一帜。 明万历 青花镂空“永享太平春”文字碗及款识 观复博物馆藏 万历开始官窑款识基本又恢复了常态，与嘉靖时相比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是万历朝对于研究整个明朝官窑瓷器款识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自此之后的泰昌、天启、崇祯三朝，几乎不再见有书写 “大明泰昌年制”“大明天启年制”或“大明崇祯年制”这类六字的官窑款识了。 再往下明朝还剩下泰昌、天启和崇祯三朝。这三朝处在明代的最后，和其它王朝一样，末期社会往往动荡，政治腐败。确实如此，这三朝由于连年的天灾加人祸，政权衰微，皇帝和贵族们无暇也无心再关心烧瓷器的事情。景德镇御器厂逐渐停产，宫廷日常需要瓷器，也只能是“官搭民烧”了。由于官窑停产，所以留存至今的这一时期的瓷器，很少再见到带有标准的两行六字楷书年号款的了。年号款不流行了，其它类款识也开始减少。绝大部分瓷器又开始像永乐、宣德之前似的，不写任何的款识，只有其中的一小部分瓷器，在某种特殊的要求下仍书写了款识。 比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件青花出戟花觚，口部外沿双方框内，从右往左一字排开，书有“天启年米石隐制”款识。简单的七个字不光交代出了作者，并准确的说明了花觚的制作年代。如果没有“天启年”这三个字，我们很难判断出花觚的具体年代，只能大致推断为晚明作品。有了这三个字我们才准确的把这件花觚剥离出来，清晰的看到天启时期的瓷器面貌。由此可见款识对于研究一件瓷器的重要性。 明天启 青花出戟花觚及 “天启年米石隐制”款识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故宫博物院还收藏了一件崇祯时期的五彩云龙盘，龙纹正面侧立，毛发中分，显得老态龙钟。外底书有“甲戌春孟赵府造用”青花款识。虽然没有直接写“崇祯”俩字儿，但综合盘子的整体特征来看，与明末瓷器类同，与之前万历朝甲戌和之后的康熙朝甲戌瓷器有明显的区别，所以将其确定为崇祯七年时的作品，是一件十分难得的崇祯瓷器标准物。 明崇祯 五彩云龙盘及 “甲戌春孟赵府造用”款识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除此之外，观复博物馆还收藏了一件更为难得的，带有“大明崇祯年制款”六字楷书款的青花碗。此件碗题材为仙人乘槎，造型、发色以及绘画技法都是崇祯时期的典型，与后期的顺治、康熙有别。所以肯定这件碗的款识不是后朝书写的寄托款，而是崇祯本年的。如果说故宫那件五彩龙纹盘只是带有干支款，靠推测确定为崇祯的，不够有说服力，这件则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写上了“崇祯”俩字。 明崇祯 青花仙人乘槎纹大碗及“大明崇祯年制”款识 观复博物馆藏 通过以上这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知道，天启、崇祯时期虽然瓷器很少写款，尤其不再流行带有年号的六字楷书款，但凡事都还会有个例外。正是这些例外，帮助我们把历史上留下来的这些瓷器准确地剥离出来，看到不同时期瓷器的多姿多彩。不过泰昌朝的瓷器，由于皇帝在位时间太短，根本来不及留下痕迹，或是留下痕迹的实在太少，今天我们还没有发现带有泰昌年号款，或是纪年的瓷器。对我们来说，泰昌瓷器还是一片空白。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泰昌皇帝在位时期一定烧造了不少瓷器，只是我们不得而知，将它们划入了万历、天启或者其它时期。期待随着对瓷器地研究越来越深入，终有一天能让今人看到真正的泰昌瓷器到底长什么样儿。 进入清朝，瓷器上书写款识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鼎盛时期。无论官窑、民窑，各类瓷器都流行书写款识。传统的年号款、干支款、堂名款、吉语款、花押款、寄托款等等竞相争霸。尤其是在清朝建立之初，瓷器落款形式多样，各有千秋且内容繁多，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复杂。 顺治朝满清刚刚入关，江山虽已定鼎，但明朝皇室后裔在南方仍不死心，继续企图反清复明。另外还有汉族臣民对满清统治者的歧视和仇恨，民族对立情绪高涨。顺治皇帝年龄幼小，连处理朝政都是靠摄政大臣们，所以整个顺治一朝官方对烧造瓷器根本没有精力顾忌。宫廷用瓷都是官搭民烧，品种单一，质量也不高，留到今天标准的带有顺治官款的瓷器数量非常少见。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两件带有“大清顺治年制”六字楷书款的盘子，一件是蓝釉，一件是黄釉。除了颜色以外，制式一模一样，应该是当时皇家在不同场合使用的祭祀器物，是顺治官窑的标准实例。 清顺治 蓝釉盘及款识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顺治 黄釉盘及款识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顺治时期民窑瓷器当中，落款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一叶知秋”。这类瓷器往往都是盘子和小碟，盘内皆用青花表现一片梧桐叶，叶子一旁并写有两句诗词，比如“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皆秋”、“看花有鸟，落叶无声”或“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等等凄凉之句。梧桐落叶，表示深秋季节，秋天万物凋零，不禁令人内心悲伤，配以诗句渲染，以此表达明亡清兴的社会情绪。偌大的汉族江山轮流蛮夷之手，汉族士人的内心虽充满了仇恨，但面对满清的铁骑却也无可奈何，只得借此表现一下心中的凄凉。世人见此皆有同感，所以这类瓷器在顺治时期迅速流行开来，成为了一个标志。进入康熙时期还有延续，再往后随着时间的消逝，社会的逐渐繁荣，“一叶知秋”的瓷器便偷偷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清顺治 一叶知秋盘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除此之外，顺治时期再有比较流行的款识就是“玉堂佳器”款了。耿宝昌先生在其《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中提及：据传“玉堂佳器”为严嵩所创，但此说未经考证。可能是因为“玉堂”相传是严东楼的字号，严东楼乃嘉靖时期首辅严嵩的儿子，所以才有如此说法。不过“玉堂佳器”款虽最早出现于嘉靖时期，时间与传说吻合，但自出现之后一直都有延续，特别是到了顺治时期，更是流行。以至今天，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顺治时期的瓷器都会落有不同字体、不同形式的“玉堂佳器”款识。 清順治 “玉堂佳器”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明清交替，战争连年，天下易主，风气日下。百姓对于安定的生活充满渴望，对社会的正义充满向往。可现实却与理想有很大的距离，所以此时人们只得寄希望于神灵。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顺治时期的香炉上就写有“山东东昌府临清州席厂街，三义庙供奉炉、瓶一案。顺治十一年四月初三日，信士董世瑜奉。”的寄语款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这个叫董世瑜的信士，不惜重金从遥远的景德镇专门为山东的三义庙定制供器，足以说明他对社会正义和美好生活的渴求。不光是他，在顺治乃至整个明清交替时期，到景德镇专门为寺庙神佛定制瓷器并书写寄语款识，已经成为了风尚。只不过顺治朝正处在这个交替的节点，带有寄语款的瓷器更多一些。 清顺治 青花龙纹香炉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康熙时期是清朝瓷器写款的第一个高峰期。明末清初，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景德镇终于开始恢复，特别是御器厂的再次设立，不仅官窑瓷器上书写各种款识又成为了常态，民窑产品也借着这个机会开始尝试画写各种款识，向官窑看齐。这一时期瓷器上的款识，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各有千秋。 这一时期写款的流行是一步一步开始恢复的，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康熙时期留下来的大量款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写款的发展脉络。每一种款识都是一种尝试，每一类款识都是一种创新。 就拿官窑款来说，康熙二十年之前康熙官窑基本都是官搭民烧，标准的官窑款识根本无法得到确立。所以宫廷所用之瓷器，在今天看来很难与民窑清楚的区分，大部分都不落款，尽管落款也都是一些堂名款。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一批带有“中和堂制”的青花加紫的瓷器。比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康熙壬子中和堂制”、“康熙癸丑中和堂制”。这三种款识不但有年号，还书有干支纪年，我们能够清晰的知道这批瓷器的制作年代，分别是康熙十年、十一年和十二年。“中和堂”是圆明园中康熙皇帝所居的殿堂。这些署有中和堂的器物，其制作精细程度比一般康熙时期的瓷器都要精致，再结合康熙初年“不尚尊号”的时代背景来鉴别，当非一般的堂名款瓷器，很有可能就是康熙早期的官窑产品。 清康熙 青花加紫山水诗文盘及康熙辛亥中和堂制款 观复博物馆藏 除了官窑会留有使用者平时居住的堂名的名号款识，民窑瓷器在当时也是十分流行属有使用者的堂号名称。比如“天琛堂仿古制“、“全庆堂仿古制”、“来雨堂博古制”、“芝兰斋制”等等。这种堂名款在此之前几乎不见，自此出现，便在之后的三、四百年间屡有出现。 清康熙 青花动物纹盘及白云堂依古制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民国 豆青釉青花釉里红螭龙纹瓶及居仁堂制款 景德镇陶瓷馆藏 随着御器厂的恢复，带有“康熙”年号款的瓷器也逐渐出现。但是书写年号款识的习惯毕竟时断时续有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了。在此时恢复，势必要有一个过程。康熙时期书写年号款识的方式有很多种，有四字“康熙年制”的，也有写“大清康熙年制”六字的。六字的又有两行六字款和三行六字款的分别。无论四字六字款的又都分有带双圈和不带双圈的。这些不同的款识说明了，在康熙时期恢复官窑款识时，官方和工匠们是做了很多尝试和斟酌的。 康熙年制四字楷书双圈款 大清康熙年制六字楷书两行双圈款 大清康熙年制六字楷书三行双圈款 大清康熙年制六字楷书两行款 大清康熙年制六字楷书三行款 说到“双圈款”，这里还要着重的介绍一下。双圈款顾名思义就是在器物底部画有一大一小，两个相套的圆圈。这种款识在康熙之前任何朝代都未单独出现过，都是在双圈中配有文字，双圈仅是作为辅助的。而在康熙时期双圈则成为了主角。究竟为何只画双圈而不再在其中书写年号文字，至今仍没有一个正确的解释。很有可能是明清更迭之际，江山未定，南方朱明势力仍在，景德镇的汉族工匠，不愿被少数民族统治，期望汉族政权终有一天，能够再次卷土重来，所以仅仅画了双圈，等待希望成为现实的那天再把新的年号填入其中。不过这一天等了几百年，终究没有实现。 康熙青花双圈款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生产瓷器长达半个多世纪，风格特点变化多样，后世遂将其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大致每二十年就是一个阶段。 如此长的时间内，不仅陶瓷品种、风格多样，与其相应的瓷器款识也非常丰富。上期我们已经为大家简单地介绍了康熙时期代表的“堂名款”、“双圈款”以及四字、六字的康熙年号款等等。除此之外康熙瓷器的款识还有很多，这次我们接着往下说。 康熙所处的位置正好是明清交替的关键时期。北方虽然相对稳定了，但南方时局依然混乱。不少汉族百姓依然抱有幻想，希望江山不会被满清蛮夷统治，对过去的大明朝充满了眷恋。上期讲过的双圈款，我们推测原因之一，就是等待时局尘埃落定了，再把新的汉族政权年号补写上。康熙时期还有一种“寄托款”更是直接，工匠不管时局怎样，明目张胆的就把过去的明朝年号写在瓷器上，比如“大明宣德年制”、“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嘉靖年制”、“大明万历年制”等等。后世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在清朝初年大兴文字狱的时候，工匠竟敢如此大胆。具体是怎样的机缘，工匠在瓷器上落了明朝的款识，马先生推测是清朝统治者，在文字狱的高压下，网开一面的结果。让汉族士人有一个情感的寄托，所以这类款识也被称之为“寄托款”。不光康熙时期有寄托款，后世仍然存在，尤其是书有成化朝的寄托款，贯穿清朝始终，出现的频率最多。我想寄托款除了是汉人寄托情感的方式以外，也是后世对前人艺术以及社会的肯定。 清康熙 青花山水人物纹盘 “大明宣德年制”寄托款 清康熙 青花花卉纹杯 “大明成化年制”寄托款 清康熙 青花仕女花卉纹盖罐 “大明嘉靖年制”寄托款 康熙民窑当中还流行一种“花押款”。具体就是在瓷器底部画各种不同的事物图案，有单一的也有组合的。花押款通常都是一些常见的花鸟虫鱼，道教或者佛教符号，日常事物等等。比如“宝鼎”、“树叶”、“海螺”、“方胜”……有的组合在一起，利用谐音还能表达吉祥的寓意，毛笔、银锭、如意组合起来就表示“笔（必）锭（定）如意”。观复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康熙时期的青花仕女人物纹小瓶。外表看起来平淡无奇，但翻过来看底款就会发现亮点。这类春宫题材的花押款非常罕见，由此可见康熙时期花押款的内容之广泛。据《浮梁县志》记载：“康熙十六年邑令张齐仲，阳城人，禁镇户瓷器书年号及圣贤字迹，以免破残。”这个记载可能就是康熙时期“花押款”比较流行的原因，以图案代替文字。 清康熙 五彩人物纹盘 树叶纹花押款 清康熙 青花仕女纹瓶 春宫花押款 一般认为书有款识的瓷器价值都要高，甚至认为书有年号款的瓷器都是官窑，其实不是如此。确实绝大部分的官窑瓷器都会书有年号的官款，但不是所有书写年号款的瓷器都是官窑。款识只是一方面，判断一件瓷器是否是官窑，还要看它的尺寸造型、纹饰题材等方面，综合判断。不过康熙时期有一类瓷器，仅看款识就能判断它的性质。就是这类带有“康熙御制”款的瓷器。带这类款的瓷器非常稀有，几乎都是在珐琅彩瓷器上出现。有红料款和蓝料款两种分别。 清康熙 珐琅彩蓝地牡丹纹碗 红料御用款 清康熙 珐琅彩红地牡丹纹碗 蓝料御用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用了两期的篇幅终于把康熙时期的瓷器款识大致给大家做了一个梳理。相信大家阅读之后都或多或少有所收获。不过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就拿康熙堂名款这一类来说，仅是将今天所见的名字列一个表格就多达几百种。逐个详讲，内容之多，可以想见。 今天我们接着往后说说雍正时期的瓷器款识。雍正大家都不陌生，前两年热播的《甄嬛传》，就是根据雍正爷的故事改编的，这部剧让全国人民对四爷都有所了解。 雍正四十五岁继位，在位十三年，五十八岁去世。在整个清朝皇帝里在位时间算是比较短的了。所以这一时期瓷器的产量相对比较少。虽然数量上不占优势，但在质量和艺术水准上，在整个清朝，乃至历朝历代烧造的瓷器里，都算得上佼佼者。 雍正皇帝继位时已人到中年，所以在当王爷的时候，有大把的时间精力和物质条件去追求艺术，培养自己的审美情趣。当了皇帝之后，对官窑瓷器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一件瓷器的造型纹饰搭配，一个画片内容的更改，虽贵为天子，仍亲自拟旨参与。皇帝如此的态度，大臣、工匠更是不敢怠慢。加上雍正朝又处在“康乾盛世”的中间，社会生产力蒸蒸日上。所以纵观整个雍正时期的陶瓷以及其它艺术品，都发展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度。 雍正时期的瓷器更加讲究写款，整体上来说款识都写得比较工整。相较于康熙时期，落款风格也相对统一了一些，但是落款的形式仍旧有很多。最常见的官窑款识还是以“大清雍正年制”六字楷书款为主，其中分有一行六字、两行六字与三行六字的不同。 清雍正 乌金釉描金高足杯 “大清雍正年制”一行六字楷书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雍正 柠檬黄釉碗 “大清雍正年制”两行六字楷书款 观复博物馆藏 清雍正 斗彩折枝花卉纹盘 “大清雍正年制”三行六字楷书款 观复博物馆藏 有的带双圈或双方框，有的不带双圈或双方框。 清雍正 斗彩花卉三足洗 “大清雍正年制”三行六字楷书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雍正 粉彩花卉纹碗 “大清雍正年制”两行六字楷书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四个字的“雍正年制”款也时有出现，但相对六字款要少很多。大部分都是落在御用的珐琅彩瓷器底部，以此取代了之前珐琅彩常落的“某某御制”的款识。以上这些款基本上都是继承康熙朝瓷器的写款形式，没有太大的改进。 清雍正 珐琅彩开光花鸟纹碗 “雍正年制”四字楷书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雍正 珐琅彩胭脂地梅花纹杯 “雍正年制”四字蓝料楷书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雍正落款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篆书款开始流行。雍正朝之前就曾经有篆书款的出现。 明永乐 青花压手杯 “永乐年制”篆书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比如在明初永乐时期的压手杯上，明中期弘治的黄地绿彩高足碗心里，以及晚明的民窑杯、碗当中，都有篆书的年号款。不过都是零零星星的，大部分都以楷书款识为主。 清雍正 仿官釉方尊 “大清雍正年制”六字篆书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雍正 天蓝釉杯 “雍正年制”四字篆书款 观复博物馆藏 雍正朝开始，篆书款开始流行。有六字“大清雍正年制”，也有四字“雍正年制”款的。篆字的排列方式基本和楷书款的方式类同，轮廓形似一枚方章。 清雍正 仿汝釉花盆 “雍正年制” 四字篆书十字读款 上海博物馆藏 这对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花盆落款比较特别，底部雍正年制四个篆字，采用的是十字读的方法，有可能是考虑到花盆中间漏水孔的原因，才选择了这么一个奇特的落款方法。 细细总结雍正时期的瓷器落款不难发现，大部分仿古类型或者高等级的单色釉陈设瓷往往爱写篆书款，而其它普通品种、造型的瓷器爱用传统的楷书款识。推测其原因，可能是雍正皇帝觉得篆书更具古韵，显得艺术品味更高，楷书则太过普通了吧。 寄托款到了雍正时期明显要少了一些，可能是经过顺治、康熙两朝半个多世纪的统治，百姓对明朝灭亡的伤痛减轻了，毕竟从明朝生活过来的人，这会儿大部分都已经不在世了，社会上对明朝的感情不再像清初那样强烈了。 清雍正 五彩人物纹杯 “大明成化年制”寄托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雍正时期的寄托款虽然还有出现，但大部分都是以成化款为主。这会儿的寄托款可能最主要的表达不再是对大明江山的留恋，而是对成化时期陶瓷艺术所达成就之崇拜。 最后再给大家讲一种雍正时期民窑里最典型的款识——“席纹款”。这种款好似一张方席子铺在地上而得名。里边往往绘画一些贝壳、杂宝、几何纹等等。只要看到这种款识出现，这件瓷器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雍正这一时期的作品。 雍正席纹款 说完了雍正瓷器款儿，我们继续往下说乾隆朝瓷器的款儿。乾隆爷的影响力想必每个人都知道，他是中国封建帝王当中寿命最长的，也是实际掌握政权最久的，多达六十三年。乾隆在位期间国库充盈，物富民丰，天下太平。唐英在景德镇督理窑务期间，创烧了多个陶瓷品种，造型推陈出新，纹饰花样也十分繁多，使中国陶瓷达到一个登峰造极的制高点，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各种釉彩大瓶”就是其中的典范，被后人誉为“瓷母”。 清乾隆 各种釉彩大瓶 北京故宫博物院 乾隆瓷器推陈出新的同时，落款的方式也与之前历朝有所不同。首先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篆书款远远多于楷书款而成为主流。这在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乾隆朝之前，虽然已经有了篆书款出现，雍正时期单色釉和仿古品种也多有应用篆书款的情况，但都没有像乾隆时期这么普及，除了早期有一小部分书写“大清乾隆年制”六字楷书款的，中期和晚期几乎所有瓷器落款都是篆书的方章形款。 清乾隆 绿釉碗 观复博物馆藏 这一落款形式的改变，不光官窑如此，民窑也如是。乃至紧接其后的嘉庆、道光两朝的瓷器落款也都是这样。 清乾隆 黄釉粉彩菊瓣盘 观复博物馆藏 这件菊瓣盘是乾隆早期的作品，底款就是少见的乾隆楷书六字款，除了乾隆两字以外和雍正时期的官窑款识一模一样，都是出自一人手笔，我们可以通过实物比较一下。再有乾隆楷书款还多出现在珐琅彩瓷器上，使用蓝料书写“乾隆年制”四字方款，继承雍正时期的风格。 清乾隆 珐琅彩花卉纹瓶（底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除此之外，乾隆瓷器落款就逐渐摆脱了雍正的遗风，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以六字篆书款取代楷书款，成为乾隆时期款识的主流。 乾隆六字篆书款以蓝色的青花款为主，间有红色的矾红款和金色款等。 清乾隆 粉彩婴戏纹天球瓶（底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乾隆 墨地粉彩花卉纹碗 观复博物馆藏 清乾隆 粉彩瓜果纹盘 观复博物馆藏 排列方式三行六字方章形为主，个别高足或是大件特殊造型器物，会采用一行从右往左读的写法。另外除有六字篆书，还有一部分“乾隆年制”四字篆书款的。这种款数量比六字款少很多，但书写形式以及工艺与六字的没有什么差异，仅仅是把“大清”两字去掉，只突出乾隆而已。 清乾隆 粉彩笔筒（底部） 观复博物馆藏 清乾隆 粉彩山水纹小瓶（底部） 清乾隆 粉彩山水纹碗 民窑瓷器往往都会向当时高端的官窑瓷器学习，所以乾隆时期民窑落款也都开始风靡篆书。有落一个“乾”字篆书款的，也有落两个字“乾隆”篆书款的，更多的是像官窑一样落四字或者六字篆书款的。民窑写款为了与官窑分别，也加之精力、财力有限等多方面原因，篆书款书写的往往都比较潦草，不甚规整。 草记款 乾隆时期民窑款里就有一种草记款，这种款就是以书写不工整著称，有的字只写个大概，甚至一半。似字非字，似图非图。如果你没有见过标准的“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写法，你根本猜不出它的内容。这种款识嘉庆、道光也有出现，所以是具体是哪朝的，需要凭借娴熟的经验，通过一点一滴详细辨别。景德镇民窑的陶瓷工匠里不认字的很多，除了个别专门写款的工匠书法水平不错，大多数工匠写款都是照猫画虎，楷书还算容易，篆书难度可就大得多了，根本不会写，所以慢慢就形成了这种似是而非的“草记款”了。 乾隆时期的各类篆书款识。乾隆时期篆书是主流，但其它字体仍有出现，只不过不像乾隆朝之前那样普及，并不是篆书火了，其它字体的款识一下就销声匿迹了，这点千万不要理解错了。 乾隆在位时间久，国力强。对外贸易在当时达到了一个巅峰，其中瓷器商品大量的输出，欧洲、中亚、东南亚等地今天仍能够看到许多当时作为商品出口的外销瓷器。为了更好地迎合海外市场，这类外销瓷的装饰往往带有异域风格或外国文字。 清乾隆 粉彩描金徽章单柄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乾隆 墨彩描金西洋文字人物盘 观复博物馆藏 这两件就是乾隆时期典型的外销瓷，其中墨彩人物盘内部上方就用金彩写有“MARETIEVANBEME”的外文，代表欧洲某个贵族的私人定制，有点类似我们中国当时的堂名款。下方还有“1752”的阿拉伯数字，说明这是乾隆十七年的产品，与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帝王年号纪年异曲同工，但让今天的人看起来，更加容易理解和亲切。除此之外，故宫博物院还收藏有一件青花的阿拉伯文题材的无挡尊。说明乾隆时期对外交流相当频繁，各国之间贸易兴盛，大量的外来文化涌进，在乾隆时期的陶瓷上，都或多或少留下了它们的痕迹。 清乾隆 青花阿拉伯文无挡尊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时期带有寄托款的瓷器逐渐少了很多，数量远不及康熙、雍正两朝。一方面是时间冲淡了仇恨与怀念，另一方面是乾隆盛世的发展和进步。社会繁荣所有人都是向上看，向前看，表现自我都来不及，哪里还有经历顾得上回头呢。 清乾隆 粉彩三多纹水盂 “惜阴堂”款 观复博物馆藏 清乾隆 粉彩三狮纹大碗 “红荔山房”款 观复博物馆藏 这两件是乾隆时期带有堂名款的瓷器。一个楷书，一个篆书；一个是堂，一个是山房，都是文人的喜好。乾隆时期社会安定，就像这大碗上画的，狮子绣球，歌舞升平。国家太平了，武将慢慢就变得不招人待见了，文人士大夫开始受人推崇。连皇帝整天都是诗词歌赋，没事儿还给自己的居室起个文雅吉祥的名字。很多带堂名款的瓷器就是景德镇御器厂为这些地方专门定烧的。这些瓷器比常见的官窑做得更加精致，数量自然也少很多。“红荔山房”就是乾隆时期比较著名的堂名款，这类瓷器无论质量，还是品味，一点儿不输官窑。特别是“红荔”两字与乾隆皇帝的名字谐音，乾隆皇帝就叫爱新觉罗·弘历，音同字不同，二者具体有何关联，大家感兴趣可以去好好研究一下。 清乾隆 粉彩御题诗文鸡缸杯 “大清乾隆仿古” 篆书款 观复博物馆藏 清乾隆 粉彩御题诗文鸡缸杯 观复博物馆藏 乾隆鸡缸杯除了写有“大清乾隆仿古”的篆书底款，在杯子的侧壁还写有一百多字的楷书御题诗。“御题诗”顾名思义，就是将皇帝所作之诗，题于器物之上，内容都是些怀古歌颂的。 这件杯壁写的就是乾隆皇帝称赞鸡缸杯的御题诗。诗文为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作《咏鸡缸杯》：“李唐越器人间无，赵宋官窑辰星看。殷周鼎彜世颇多，坚脆之质于焉辨。坚朴脆巧久蹔分，立德践行义可玩。朱明去此弗甚遥，宣成雅具时犹见。寒芒秀采总称珍，就中鸡缸最为冠。牡丹丽日春风和，牝鸡逐队雄鸡绚。金尾铁距首昂藏，怒势如听贾昌唤。良工物态肖无遗，趋华风气随时变。我独警心在齐诗，不敢耽安兴以晏。乾隆丙申御题”，诗尾红彩书“≡（乾）”、“隆”二章印。 全诗一百三十二字，方寸之间井然有序，《饮流斋说瓷》评曰：“所题诗字体有两种：一种字较小，体近虞、王之间；一种字较大，楷法凝重，又颇似颜鲁公矣”。 御题诗乾隆时期最为流行，嘉庆、道光以后逐渐消失，这与皇帝的文学修养和社会状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御题诗有书写的也有直接在器物上镌刻的，之前在讲陶瓷刻款的时候曾经专门提到过，这里就不再赘述。 乾隆时期瓷器书写款识里最有特色的就是这种“大清乾隆仿古”款了。六个篆字，交代清了这件瓷器的生产朝代、时间和意图。“大清乾隆”四个字没有什么特别，不用过多解释。特色在于最后的“仿古”俩字儿。乾隆盛世人们日子过得好了，物质也富足了，就开始追求更高的享受，跟今天似的社会开始流行收藏热，复古、模古之风大兴。成化鸡缸杯在明《神宗实录》里记载，在当时就值钱十万，所以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都有所仿制。康熙、雍正模仿的与真品几乎一模一样，完全照抄。唯独乾隆朝仿的鸡缸杯与众不同的，除了题材里还保留了鸡的纹饰，造型、工艺、尺寸、款识等都做了改动和创新。特别是落款，改成了篆书的“大清乾隆仿古”。君子坦荡荡地写明仿古，而不是单纯的为了欺世作伪。如此既表达了对前人艺术的崇拜之情，又告知了后人，乾隆盛世的审美和成就。 由于乾隆盛世的长久影响，之后的嘉庆、道光两朝瓷器的写款方式都深受其影响。除了个别堂名款和人名款有所不同外，大部分的款识内容、风格都大同小异，尤其是官窑的落款，更是向着乾隆盛世看齐。仍然是以篆书六字方款为主，楷书款几乎不见。 清嘉庆 粉彩山水人物纹碗 观复博物馆藏 清道光 粉彩莲花纹盖碗 观复博物馆藏 款识品种除了蓝色的青花款，红色的矾红款，还有少量的金彩款。这件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印盒，盒的底部落有蓝色青花的六字篆书款，是典型的嘉庆官窑款识。盒盖上两条金龙，上下呼应，中间方框中还用金彩写有“懋勤殿”三字的篆书款。 清嘉庆 粉彩龙纹印盒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懋勤殿位于紫禁城内乾清宫西庑，殿名取其懋学勤政之意。懋勤殿是皇帝的书斋雅室，内部装饰也都是儒雅的文化氛围，殿内悬有“基命宥密”匾额，是乾隆皇帝的亲笔御书。清代帝王经常与儒臣在此谈古论今，作诗赋词、铺纸研墨、挥毫丹青。 每年秋天， 皇帝宣召有关大臣，把那些确实罪大恶极又屡教不改、毫无悔意的罪犯名单呈前，用红笔在其名字下面加勾宣判死刑，然后交给刑部执行。因此这项活动又被称为“勾到仪”。这件龙纹印盒至今内部还有残存的红色印泥，很可能就是清代某位帝王当年在懋勤殿里的御用之物。 道光时期最有代表的款识当属“慎德堂制”了。“慎德堂”是圆明园内的一座宫殿建筑，位于圆明园九州清晏岛。 道光帝酷爱圆明园，认为圆明园九州清晏殿西侧怡情书史、安乐和一带风水极佳，遂将其原有建筑拆除，新建造一座面阔五间，进深三卷的勾连式大殿，并取名为“慎德堂”。所以今天看到落有“慎德堂制”四字款的瓷器都是当时供道光皇帝在慎德堂居住时的御用瓷器，堪称官窑里的官窑。如果对此没有研究，很可能就会把这类瓷器当成普通的堂名款作品了。 清道光 粉彩花卉纹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道光之后，清朝就开始走下坡路了，特别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出现，使得整个社会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国土丧失，内忧外患，皇帝无暇再顾及一件小小的瓷器的美丑。景德镇的制瓷业因此种种，便迅速出现了衰退。 道光之后的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瓷器的生产，首先是产量上大幅度降低，其次就是品种的锐减，再有就是质量和审美上照康乾盛世时期逊色了不知多少。我们前边讲过“嘉道时期”的瓷器风格都是向着乾隆朝看齐，虽然总是差一口气，但还能看出乾隆盛世的余威，可是从咸丰开始，这仅有的一点余威也被消耗殆尽了。 道光皇帝一共有九个儿子，他准备立储时，排在前边的三个儿子都已去世，皇四子按排位就变成了长子，所以被顺理成章地确定成了皇位的继承人。这皇四子就是后来的咸丰皇帝，从这点上来看，咸丰帝还真是个有福之人，本来无缘的皇位，因为哥哥们的相继倒下落到了自己的头上。可是就在咸丰帝登基的当年就发生了太平天国起义，仅仅三年的时间，太平军就攻占了南京，使得清朝统治元气大伤。这还不算，紧接着登基的第四年，英、美、法三国向清政府提出修改《南京条约》等要求，咸丰皇帝没有同意，因此惹怒了列强，英、法等国从此便不断找借口武力进犯。 咸丰十年八月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皇帝情急之下以“秋狝木兰”为名逃往承德避暑山庄。果然没过几天北京失守，英法联军侵入京师，使得大清宗庙震惊，圆明三园尽遭焚掠，百姓遭殃，文明受辱。咸丰皇帝这一逃也就没再回来，三十一岁，正当儿立之年就病死在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回顾整个咸丰一朝，除了内忧就是外患，里外夹击，让咸丰皇帝没过过一天太平日子。 咸丰时期社会状态如此，所以这一时期生产的瓷器面貌也是这样，看起来就是一个字——“弱”。马先生在百家讲坛里说，咸丰时期的龙画得就跟刚洗完澡出来似的，弱不禁风，强打精神。其实不单画片弱，就连写的款也是弱弱的。篆书写的笔画断断续续，毫无力度，矾红款多于青花款，就怕写坏了影响整件瓷器。 清咸丰 粉彩人物纹杯 “大清咸丰年制”矾红六字篆书款 观复博物馆藏 清咸丰 粉彩人物纹碗 “咸丰年制”矾红四字篆书款 观复博物馆藏 鉴于此，从咸丰朝开始，瓷器落款楷书字体又开始增多，一改雍正、乾隆留下来的习惯。篆书和楷书比较起来，毕竟难度大一些，反正皇帝没有精力顾及，工匠能省就省，能偷懒就偷懒，甭管什么字，反正有个款就算交差了。不光字体简单了，连原来与楷书款相配的双圆圈也被省去了，直截了当在瓷器底部写上六个大字“大清咸丰年制”。这一点一滴的变化，虽然不明显，但背后反映的却是整个大清朝生产力的退步。 清咸丰 青花竹石芭蕉纹玉壶春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咸丰朝只是个退步的开端，是整个晚清社会的缩影，下一期我们接着讲讲清朝最后的同治、光绪、宣统三朝瓷器款识。 火烧圆明园的第二年，三十一岁的咸丰皇帝就病死在了承德避暑山庄。做为咸丰唯一在世的儿子，六岁的爱新觉罗·载淳被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同治皇帝的登基是整个清朝帝王里最顺利的。他是唯一的候选人，没人跟他争，皇位非他莫属。 所以咸丰皇帝不怕他做不上皇帝，就怕他做不久这个皇帝宝座。咸丰深知皇帝不好当，特别是在这个内忧外患的时候，自己都躲到了避暑山庄，留下这么一个烂摊子给自己六岁的儿子。所以咸丰皇帝在生命的最后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他认为天衣无缝的好办法，可以让儿子坐稳这个江山。咸丰皇帝在遗诏中任命肃顺、载垣、端华等八个人为顾命大臣，仿照清初康熙皇帝幼年登基的办法，协助幼主处理朝政。然后还赐给慈安一枚“同道堂”印，赐给载淳一枚“御赏”印。凡是顾命大臣草拟的上谕，必须加盖这两方印章才能生效，以此防止顾命大臣专权。这个办法看似巧妙，但没等执行就闹出了一场政变。这场政变史称“祺祥政变”。结果是两宫太后联合恭亲王奕䜣获得胜利，将顾命大臣该杀的杀，该革职的革职，实行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大学生周祖培奏议，废止“祺祥”年号，直接改为“同治”年号。寓意两宫太后共同治理朝政之意。“祺祥”年号根本没有使用就改成了“同治”，所以咸丰之后的官窑瓷器里根本没有带祺祥款的，都是写“大清同治年制”六字或者“同治年制”四字款的。 清同治 黄地粉彩万寿无疆纹奓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同治朝的官窑款识完全是延续咸丰时期的风格，青花六字楷书款外无双圈，字体绵软无力。 清同治 青花云龙纹赏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除青花款之外，大多数同治朝的瓷器，署矾红款的情况更加多一些，楷书矾红款多以四字“同治年制”为主，几乎不见六字“大清同治年制”的情况。 清同治 黄地蓝寿字纹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篆书矾红款倒是有六字的情况，但也是以四字更为常见。矾红款与青花款比较，工艺更加简单，也更加省时省工。如果第一次入窑烧的有瑕疵，就不用再写款，只挑选烧造完美的白瓷写款就行了。另外同治时期民窑当中还特别流行一种印款，也是矾红的，看起来和书画上的印章效果类似，操作起来更加省时省工。 清同治 墨彩诗文笔筒 观复博物馆藏 除了标准的年号款，同治时期还有不少写吉祥词汇款的瓷器。这类瓷器大部分都是皇家大型庆典时在景德镇专门订烧的。有的是为皇太后、皇帝过生日所烧，但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为同治皇帝大婚时所烧造的。清朝帝王里大部分登基之前就已经结婚，只有少数的几位幼年登基的皇帝是进了紫禁城才大婚的，同治皇帝就是其中之一。同治六年(1867年)作为母亲的慈禧太后就开始为儿子的大婚典礼的做准备。 清同治 黄地粉彩蝴蝶双喜纹餐具一组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同治六年三月，造办处就将专门为大婚设计的瓷器画样，发至刚刚从太平天国战火中恢复过来的景德镇御窑厂，并下令加紧烧造。由于正处在战后恢复期，御窑厂工艺失传、工匠流失严重，烧造一万零七十二件皇帝大婚瓷器，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清同治 红釉开光描金囍字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景德镇御窑厂为了赶烧这批大婚用瓷，甚至停烧了当年宫廷每年所需的常备大运瓷器。最终在同治十一年九月皇帝大婚之前完成了烧造任务。今天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带有“长春同庆”、“燕喜同和”款的瓷器都是当年同治大婚用瓷。 清同治 红地描金囍字杯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通过这些吉祥款的表达，可以看出慈禧太后对儿子的感情和祝福。可惜天不遂人愿，就在大婚后没多久同治皇帝就得病去世了，年仅十九岁。 微电=壹叁陆伍贰肆贰零贰玖零 品优鉴真 藏行天下 如有需要了解国际拍行，送拍等业务！ 古董鉴定，古董拍卖，古董交易等服务。 （声明：本平台不做收购，私下交易） 李先生曾任华夏典当行首席评估师!上海嘉禾拍卖近现代书画艺术总经理，中国明清陶瓷研究学会会员 爱好收藏 关注品鉴行 长按二维码“识别”关注 陶瓷卫浴行业商标“被抢”严重，东鹏箭牌法恩莎等被抢注上百次 10月30日,佛山市工业和commerci 湖北祥云（集团）“红狮犸”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湖北网讯慈善(公共记者YanKeLin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