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网3曹氏鸣笛任务最后一个点在哪- -求图 三岔路口前面点。会有提示，现在可以鸣笛了~ Luigi Giorgi 是谁？他是如何成为天津造币总局之总雕刻师（Chief Engraver）的？ 天津卫开埠以来，漕运大兴，南北地产，吞吐集散。票号银庄云集，承兑币种繁多。白银、宝钞、制钱、银票同时流通，官办、私营相互通兑，成为我国北方的金融中心，为后来“造币产业”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天津形成了深厚的货币文化积淀，在天津近现代史、金融史留下了灿烂的一页。 严格说来，天津清末民初曾出现过三座“造币厂”，即“宝津局”铸币厂、北洋银元局铸币厂和户部造币总厂。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为推动币制改革，缓解因流通不足带来的经济萧条，率先在其创建的“天津机器制造局”（俗称“东局子”，现为解放军运输学院）内设立“宝津局”鼓铸制币。由于当时各省发行的货币种类繁多、成色各异，一些新派人士就主张统一货币，进行币制改革。即用世界上通用的“银元制”取代传统的“银两制”，以金元银元为主币，以铜元为辅币，迫使方孔制钱退位。此举受到了保守派的顽强抵制。他们提出了各种理由延缓“币制改革”的进程。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直隶总督王文韶引进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先进造币设备，聘用外国技师，在“宝津局”试生产银元铜币。新币种投放流通后，鼓舞和支持了主张“币制改革”的维新派。只可惜这座颇具现代生产能力的造币厂，刚形成生产能力就毁于1900年八国联军的炮火,变成一片废墟。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袁世凯接任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当时的天津卫及附近地区经过八国联军的劫掠，社会混乱，经济衰溃，物价波动，流通严重不足。要想稳定社会，安抚民心，必先整顿金融，增加投放，统一币制。袁世凯上任伊始就命周学熙赴日考察“工商币制”，回国后立即筹办北洋银元局。在“宝津局”的废墟中挖出未曾焚毁的制币设备，在原李鸿章淮军护卫营旧址上（该护卫营营房于1900年被八国联军焚毁，现址为大悲院的中院，造币厂厂房的位置便是今大雄宝殿之所在）建起第二座铸币厂，即北洋银元局铸币厂（俗称西厂）。银元局的官衙就设在大经路宇纬路口（现址是铁路第一中心小学），周学熙任总办一职。旋即向社会公开招募原造币厂的工人和技师，日夜奋战，仅用72天就铸出了铜元。当年共铸出铜元150万枚投放市场。不久又加铸银元，年获利70余万元。不仅稳定了社会，而且还充实了北洋政府的财政。清政府见天津银元局的成绩显著，便将筹建户部造币厂的任务交给了袁世凯，由徐世昌总领筹建事宜。户部造币厂是中央的造币机构，规模宏大，设备精良。当时北洋银元局铸币厂西边是寺庙，东边是直指庵，北边划给了高等工业学堂，南边的“河北义地”要建李公祠，无法再扩大生产规模，于是便在银元局衙门的对面，中州会馆旁建了一座占地百余亩的户部造币厂即后来的天津造币总厂（俗称东厂）。不久，清政府又将全国各地的九个造币厂改为分厂，隶属天津造币总厂管辖（九个分厂是直隶、湖北、江宁、福建、广东、奉天、河南、四川、云南造币厂）。 东厂的建立使天津卫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设备最精、技术最先进的现代制币中心。清宣统二年（1910年），清朝政府又决定将全国九个分厂生产的铜银币统归天津造币总厂生产，分厂只能生产小币值的铜元。由于大量的新制币投入流通，物价很快得到了平抑，正常的流通秩序也基本得到恢复，一些反对币制改革（由“银两制”转为“银元制”）的保守派也转而拥护“银元制”，从而推动和促进了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清末出现的币制之争，实际上是保守与革新的政治斗争在金融领域的反映。东、西两厂的建立，见证了中国近代史、金融史上的这场斗争，见证了封建金融制向现代金融制过渡的过程，即金本位的“银两制”向“银元制”过渡的全过程。天津造币总厂的诞生，加快了这场变革的步伐，铜元和银元的大量发行，最终迫使方孔制钱退出了历史舞台，促进了我国金融货币的进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然而，辛亥革命后，东厂和西厂便不再辉煌，尤其是经历了壬子事变，天津的造币产业逐年下滑，直至最后停产。民国建立后，东、西两厂尚能正常生产。1912年3月，袁世凯为定都北京，向民国政府施加压力，一手策动了兵变（史称壬子兵变），变军自新车站（现天津北站）一路抢下来，东、西两厂均遭哄抢，损失惨重。事后统计，损失白银30万两，厂房被焚，工厂停工。后虽设法恢复了生产，无奈已元气大伤。1928年，北伐革命胜利后，天津造币总厂基本停止了生产。1932年，国民政府在上海重建了一座“中央造币厂”，正式撤销天津造币总厂。自此，天津造币总厂才结束历史使命，悄然退出历史舞台。造币总厂在天津只存世30年，但在老百姓心目中，印象是十分深刻的。以至于后来在民间广为传唱的《天津地理买卖杂字》中也有“李公祠，地面广，东西窑洼洋钱厂”的词句。由于这段历史专业性较强，又事关对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的评价，故长期以来没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北洋银元局及造币总厂乃至和造币厂相关联的大量历史史实和历史地位始终也没有得到足够的提升和关注，令人十分遗憾。近日报载：河北区政府将要开发建设天津造币总厂旧址，又令人十分欣慰。愿这段历史能为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带来启示。 天津卫的百姓们早就听说，天津造币总厂院内有一条用来运送金银的地道。这条地道给百姓们展现了想象的空间，因而留下了许多神秘的传说。由于很少有人目睹过这条地道，使得这条地道愈加神秘。 其实，并非空穴来风。天津造币总厂院内真有一条地道。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时任造币总厂厂长的刘梦庚在原北洋银元局官衙院内建造私宅，为出入方便及运送金银币的安全，动用大量人力开挖了一条长约200米横穿大经路的地下通道，直通银元局院内。地道由青砖砌卷石板铺地，据说中山公园里的土山就是用挖地道的土堆起来的。 设在银元局官衙内的洞口，上世纪70年代曾被铁路一中心小学的工宣队挖出来过，并没有发现藏有金银，便用土填死，现在洞口处已变成学校的操场。天津历史上供人通行的地下通道很鲜见，见于记载的更是不多。而河北区就有两条。一条是造币总厂的地道，另一条是曹家花园的地道，这两条地道不是同一年代却相隔如此之近，的确令人称奇。愿此次河北区政府开发此地区能发掘出地道的一端，搞个旅游项目，倒也“曲径通幽”。 天津的造币总厂虽存世三十载，可确有不少的历史名人与之有过渊源。仅举数例： 吴鼎昌，浙江吴兴人，字达铨，笔名前溪，秀才出身。清光绪二十六年（1901年）赴日本留学，曾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清宣统二年（1910年）回国，先后出任北京政法学堂教员及中日合办的本溪湖铁矿局总办，后入大清银行任职。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被任命为中国银行总行长，随后加入共和党，表示拥护袁世凯称帝。袁死后不久，吴又出任段祺瑞政府财政部次长，后又调至天津造币总厂任厂长。在此期间，吴为造币总厂题写了门额。现位于中山路原天津造币总厂旧址仍保存有青砖雕花大门拱卷和嵌在拱卷上方的汉白玉门额，门额中间“造币总厂”四个大字笔力遒劲，入木三分，字的上方还有两个小字“东厂”，右下方刻有吴鼎昌题签及名章两枚。只可惜在2003年6月整修中山路时，门额被刷上一层水泥浆，印章刻痕已被糊死无从辨认。经调查，原来是民工野蛮施工所致，当时媒体以《造币总厂大门原貌被毁》（见《天津青年报》2003年6月17日）为题进行了跟踪报道，但一切都悔之晚矣。 梁启超亲自审定“造币厂报告书” 一代名士梁启超于1914年2月调任币制局总裁，一向注重历史研究的梁氏，知道天津造币总厂几经变迁，资料散失，便命时任造币总厂厂长的大金融家吴鼎昌先生着手编写造币总厂史及大事记。是年年底，吴鼎昌编写并作序的《造币总厂报告书》正式定稿，交由梁启超审定。梁启超认真审定后亲自题写书名“造币总厂报告书民国三年梁启超署检”。 《造币总厂报告书》由天津华新印刷局印刷成册。该书分沿革、组织、厂基、机器、物料等共十一章，约五万余字，并附有图表。该书为后人研究天津造币总厂的历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之后，梁启超因推行币制改革阻力很大而愤然辞职，币制局也因梁氏的离去而裁撤。造币总厂亦改由民国财政部主管。 还有许多近代史上的名人如徐世昌、冯国璋、褚玉璞等也都与造币厂有着奇妙的关系。如褚玉璞在统管造币厂期间，正值其续娶小老婆，遂命造币总厂为其专门铸造了“龙凤呈祥”的辅币，谁知市面商家拒收而无法流通，只好作废回炉。民国期间，总统像走马灯似的轮换，每换一届总统，造币总厂就奉命出一批有新总统头像的银币，搞得商家目不暇接、头昏眼花。许多人也许不相信，就连鲁迅先生都与造币厂有关系。如民国十二年（1923年）造币总厂试生产了一枚龙凤黼黻图一元币。样币全都是“银币金打”，即全部用黄金胚饼试打。当时专门用来分赠上级部门及有关人士，故数量有限，流传至今甚为罕见。就是这枚一元币，正面的龙凤黼黻图案实际上是民国元年鲁迅、许寿堂、钱稻孙等人共同设计的民国国徽图案（由于该图案过于复杂，故未被采用），人称十二章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也参与了造币总厂币样的设计。 卅年的造币总厂，就像一面历史的镜子，在阳光的照射下，反射出光怪陆离的七彩光芒，供后人指指点点。 天津的金融业历来十分发达。 早在一百年前，位于老城区东北角的“天津官银号”已经远近闻名。遍布街市里巷的众多票号、钱庄也兴旺得让友城同业翘首相望。更有“天津造币总厂”，曾被清朝廷实际钦定为全国造币中心，成为当时同业中当之无愧、名副其实的标杆和楷模。 如今，“造币总厂”遗存建筑作为天津金融业曾经辉煌的见证，被天津人悉心地保留并粉刷一新。 “天津造币总厂”是在清朝末年社会动荡、币制混乱、百业凋零、民不聊生的大背景下，由时任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的袁世凯一手创办的。1902年，向往河海大码头的繁华富庶与税收充盈，袁世凯把他的总督衙门从保定迁到了天津。 为了迅速建立起新的造币机构，袁世凯委任李鸿章老幕僚周府之子周学熙总办北洋银元局，周学熙上任伊始便借得大经路即今中山路、宇纬路北口一刘姓宅院，挂出“北洋银元局总部”牌匾，又从城东被八国联军炸毁的天津机器制造局拉来已经已弃置荒郊两年、尚能修复使用的旧机器，在曾经作为河北淮军驻地、已被八国联军焚毁的大悲禅院护卫殿废墟上建起了北洋银元局造币工厂，仅用七十多天，便陆续铸出了当十、当二十和当五等四种铜币投市。新铜币成色统一、币值稳定，很快得到市场认可。客观上起到了稳定经济和人民生活的作用。 所谓当十、当二十和当五铜元，就是一枚抵顶十枚、二十枚和五枚制钱使用的铜币。以回收十枚制钱改铸一枚当十铜元为例，铸一枚当十铜元，只需用掉三枚七分制钱，北洋银元局获利竟高达百分之六十以上。到1905年，北洋银元局铸币能力达到每天七十到八十万枚，三年多里银元局累计获利折合白银一千九百多万两。袁世凯将这些钱用于推行新政、编练新军，北洋实力得到了空前的增强。 在尝到铸铜元获重利的甜头之后，袁世凯再令周学熙扩大铸币规模。只比大悲禅院护卫殿废墟上北洋银元局造币工场开工晚一年，周学熙在袁世凯授意下又买下与银元局总部隔大经路咫尺相望的一百三十亩空地，进口全套美国铸币机器，并精心设计、规划施工，很快建起了技术设备、产品质量在当时堪称全国一流的“户部银钱总厂”，这就是后来更名、在全国金融业有着赫赫声名的“天津造币总厂”。 铸造铜元有利可图，引起各省督抚争相效仿。一时间，各省所铸铜元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清廷惟恐造成全国性的金融混乱，颁旨统一各省铸币机构名称为“某某造币分厂”，各造币分厂统一归属天津造币总厂管辖，各分厂铸币数量、用铜和机器设备统一由户部调度分拨。天津就这样依靠自己雄厚的经济基础、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水平，在清廷一纸“三统一”敕令中，确立了作为全国造币中心的地位。 物换星移，世事变迁。如今，袁世凯为进京方便在其官衙与火车站之间修筑的黄土官道大经路已经变成了繁华似锦的通衢大道中山路，而昔日大经路上的直隶总督衙门等许多辉煌一时的所在已大多不复存在。唯有这曾湮没于众多民居包围中的造币总厂，在中山路最近的一次改造拓宽中，露出了它保存尚且完好的大门和部分建筑。 重新现身的“造币总厂”历经百年岁月、风雨销蚀，仍然能让我们从它仅存的部分建筑上，依稀找到一些当年的壮观与辉煌。青砖拱门厚重端庄，门楣上大清银行总务局长吴鼎昌书写的匾额遒劲刚健，厂院内存原有房屋五十多间，除两个半四合院外，还有一处两层小楼，据说是造币厂的实验楼。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厂内还有两条秘密地下通道，一条通往原劝业会场即今中山公园，据专家分析，是厂内一旦闯入劫匪，给官员们准备的逃生之路，如今，这条地道的洞口已无从寻觅；另一条则经大经路通往对面的原北洋银元局总部。今天我们看到的铁路一小就是后来在北洋银元局总部的原址上改建的。 民国初年，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时，天津造币总厂曾铸造大量袁世凯头像硬币，1916年，又为迎合袁复辟帝制的美梦铸造袁半身“洪宪”硬币。这两种俗称“袁大头”的一元银币，铸造十分精良，曾在全国广为流通，至今民间仍多有收藏。此后，天津造币总厂还曾铸造过两种被历史牢牢记住的硬币，一是孙中山先生头像银元，二是在直鲁联军军阀褚玉璞淫威下为祝贺其迎娶继室铸造的“龙凤呈祥”辅币。如果说前者受到了人民的推崇和拥护，后者便成了封建军阀自暴无耻授予百姓的笑柄。 1928年，北洋军阀的统治全面崩溃，天津造币总厂也随之消亡了。时至今天，天津造币总厂那青灰色的建筑遗存仍然沉静地矗立在车水马龙、繁华喧嚣之侧，像一位历史老人，讲述着它耐人寻味的往事。 雕刻着袁世凯头像的银元，自民国时期北洋政府1914年颁布了《国币条例》后，被定为国币。当时被人们称为“袁大头”的银元，是市场上流通的主币之一，而且颇受百姓喜爱。如今，仍可从影视剧中看到这样的画面：当时手拿“袁大头”的人，都要使劲儿一吹，然后放在耳边去听那“嗡嗡”作响的声音。可以说这个动作，是民国年间人们消费时的一个标志性动作。 据了解，位于河北区中山路的天津造币总厂，历年铸造发行的“袁大头”不计其数。此币种不仅是民国以来天津造币总厂鼓铸数量最多的一种，而且全国各造币分厂也曾大量鼓铸。有关资料表明，仅1914年至1917年，各地铸造“袁大头”的总铸量就达到5.9亿元，再加上其他年份的不菲铸数，堪称造币史上之最。“袁大头”成为中国流通最广泛的银元，可以折射出天津造币总厂的价值优势和对近代中国货币发展产生的影响。 天津造币总厂各个时期的铸币活动的时间跨度超过20年，即从清光绪三十年（1904）北洋银元局开铸“北洋造”铜元、银元起，至1936年平津修械厂铸造“平字”、“津字”等铜、镍币止，在中国近代币制改革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天津造币总厂曾担负北洋政府全国各造币分厂镌制铸币祖模的特殊职能。“袁大头”雕版钢祖模也是在这里原创并分发给全国各造币分厂的，所以天津造币总厂自然是“袁大头”的正宗。 多年来，天津造币总厂因大量鼓铸“袁大头”而闻名，但人们却不知“袁大头”雕版钢祖模出自谁手？出现在银元上的头像，不仅准确把握了袁世凯的特征，而且雕工细腻、线条流畅，非常富有立体感。即使在今天看来，银元上的雕像依然有很强的冲击力。他，就是来自意大利的雕刻师路易奇·乔治(Luigi Giorgi)，也被译为路易·乔鲁奇、佐治等。据了解，这位洋雕刻师是意大利佛罗伦萨人，也是一位有天赋的雕塑艺术家，尤其精于钱币、奖章的雕刻。 《民国二年度国家预算财政部所管天津造币总厂特别会计表》载，天津造币总厂有一笔特殊的薪水，即每月薪水750元，每年9000元，如此高待遇就是给乔治的。同时管吃管住，每日伙食费定额为1．20元。算算这笔款子，一年又是400多块。由于语言不通，还得给他配备意大利语翻译一名，当时叫意语通译，每月支付翻译的薪水是28元，每年就得336元。算算每年在这位洋技师身上的投入就是1万块。 对乔治来说，这可说是巨薪聘请，因为他比天津造币总厂厂长的年薪还高出两成五。而当时造币工人每年的收入平均起来也就二三百元左右（杂役年平均才80多元）。差距之大，令人咂舌。 或许，政府当局也意识到应尽快掌握雕版核心技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主动培养国产雕版人才。天津造币总厂招募了雕刻学生10名，跟着乔治学艺。果然，雕刻学生中的周志钧、董益谦、余子贞等后来都脱颖而出，在各造币厂挑起大梁。 乔治的钱币雕艺很高，意大利“曾发行最美的钱币，皆由其制作”。他是经过意大利驻华公使介绍来华的。他初到天津造币总厂时，提供了许多精彩的样币与试制币。由奥匈帝国维也纳造币厂刻成的两套银、铜币币模已铸出成品，但均未使用。乔治在津带领工匠重新设计、雕刻新版样。他们首先雕刻的是一元币值的大清银币，其中，类似大尾龙的版式定案后，正式发行流通。 天津钱币学会副秘书长赵伊曾对乔治在天津造币总厂雕刻的“乔治签字版”机制币进行过研究。清末民初的多种国产机制币边沿上都刻有“L.Giorgi” 、“GIORGI”或“GIORGI INC”等字样。这是钱币开铸之初的试铸币标记，待批量铸造时，再将这些英文小字去除。因此，乔治签字版币样留存稀少。 乔治雕刻的民国三年壹元银币，率先在津铸造。各分厂转年起依此祖模陆续铸造。乔治相继设计完成了壹元、中元、贰角、壹角等成套的民国三年袁大头银币和七分脸壹元银币、小飞龙拾元金币、共和纪念壹元银币、双旗十文铜币、民国五年中心圆孔壹分及五厘铜币等雕刻祖模。 意大利驻上海总领事馆参赞罗斯 ，1917年撰文称，乔治起初是按照袁世凯照片雕刻祖模的，完成后“获特许携样币谒见总统本人。在亲见本人后，乔治认为可以镂得更好。经准许予以重刻。新雕者，后来即通行全国”。 乔治还善于体现雕塑和浮雕人像的艺术效果，其雕刻的纪念币模，特色独具，特征是人物的眼球皆有瞳孔内凹加点，目光显得炯炯有神。 耿爱德编著的《中国币图说汇考》载，乔治在造币厂担任首席设计师及总雕刻师，任职时间从清宣统二年（1910）至民国九年（1920）。这位老兄在天津一呆就是10年，很有影响，堪称天津造币总厂的“宝贝疙瘩”。 从民国外交档案中发现，1919年他被天津造币总厂免除了职务。1919年7月12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收到意大利驻华使馆来函，称天津造币总厂已将乔治（文中称佐治）免除职务，意大利公使请求给予优待。由于天津造币总厂归北洋政府财政部管辖，1919年7月23日，外交部致函财政部，称乔治在天津造币总厂任雕刻师9年，现已被免，他本人要求再留用数年，并通过意大利驻华使馆予以通融。外交部的意见是，希望财政部“待查核复”，如不能留用，能否给予优待。 他为何被免职，在李伯琦撰《中国纪念币考》中有所披露，这位“意技师初来华, 尚谨饬, 久则渐染恶习。又兼翻译从中播弄, 逢雕祖模时, 必借端要挟需索。盖意技师不解华语, 时北方亦罕有国人通意语者。多方觅得王某, 能意语, 使之充翻译, 给厚薪”。可见，如果没有意大利语的翻译陪伴，乔治在天津寸步难行，也很难与他人打交道。但看起来这位翻译对乔治施加的是负面影响。 1918年前后，财政失当、列强捣乱、军阀戕害的大环境和机制缺失、管理混乱、官员腐败等现实问题，都制约了天津造币总厂的发展。天津造币总厂度过了民初的机制币铸造高峰期，一本万利、日进斗金、财源滚滚的日子不再，从此走向了漫漫熊途，连像样的反弹都没有。乔治的施展空间被大大压缩，使用价值已不明显，加之本土培养的雕刻师逐渐拾起了个儿，基本上可以独当一面了。这恐怕都是导致乔治去留的关键。 曹氏鸭脖总部在哪里 白色的丧服庞大而孤独的沙尘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