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状元商标-金装世家商标

民国初年，福建路中段绸缎店林立

小说中的情节虽属虚构，但棋盘街确是上海早期最闹猛的地方，并且是布店的发祥地。

洋布店发源棋盘街

1913年的棋盘街

所谓“棋盘街”，原来是指上海老城厢以外最早被辟为租界的地方。因为上海老县城里的道路弯弯曲曲，而租界内的道路排列整齐，南北有序，好像是只棋盘，故城里人把早期租界内的道路统称为“棋盘街”，包括今天的河南路、九江路、汉口路等。时人有诗云：“纵横界画似棋盘，世路纷纭一例看。东角秦楼西楚馆，谁从局外作旁观。”后来，租界当局给道路取名时，把其中最长最宽的河南路命名为棋盘衔。

1912年，公共租界在计划营建新的工部局办公楼时（即现今河南中路、福州路、江西中路、汉口路一带），限定河南中路的商店拆除重建，让出适当面积作为拓宽道路和人行道用地。棋盘街上的商店纷纷迁往小东门和福建路南京路一带，棋盘街也随之冷落。

自1843年上海开埠后，丝绸和茶叶是中国主要出口商品，而洋布是进口商品的大宗。由于棋盘街是迸出租界和老城厢的主要通道，所处地理位置优越，加上贩卖洋布又是最赚钱的买卖，于是有不少商人在棋盘街开起洋布店。清咸丰元年（1851年），宁波人合伙开设的“同春洋货号”，店名称“洋货”，其实卖的都是洋布。1853年春，宁波人蔡恒兴首先打出“恒兴洋布店”招牌，以2000两银子作资本，专做洋布原件批发，赚了五十多万两银子。他“见好就收”，转而做药材生意。后来，其子蔡嵋青继承父业，在英租界抛球场开设蔡同德堂国药号。

20世纪初棋盘街上的布店

据1858年成立的“振华堂洋布公所”记载，当时棋盘街上开洋布店的多为宁波人，规模最大的有“恒兴”、“大丰”、“增泰”、“协泰”、“时和”五家。而“大丰”经营洋布的历史最久。

“大丰”老板翁年丰，出身宁波石塘世家，原在英商泰和洋行做买办。1853年夏，他在棋盘街（今河南路东）自立门户。短短三年，就赚了十多万两银子，于是购进南京东路同吉里一座五层楼房，专做英美进口洋布原件批发，成为沪上巨富。1880年，翁年丰年老多病，且无子嗣接班，就把“大丰”盘给许春荣，改名为“许大丰洋布店”。1905年，许春荣告老还乡，又转让给邵琴涛，改为“邵大丰洋布店”。1917年，邵病故，由其妻弟继任经理，改名为“老大丰洋布店”。“五四”运动掀起抵制洋货的浪潮，洋布首当其冲受到打击，“老大丰洋布店”也寿终正寝了。“大丰”经营洋布长达六十余年，其间四易其主，可谓上海滩上历史最为悠久的洋布店之一。

“三大祥”同根不同心

上图为1952年南京路上的协大祥布庄

上海协大祥、宝大祥、信大祥三家布店是赫赫有名的。解放前，“三大祥”的营业额占全市零售布店的三分之一。它们自行设计花型、规格，直接向工厂定织、定染，井向纺织厂投资，以操纵工厂经营大权。由于资金雄厚，备货充足，花色齐全，店堂宽敞，既可陈列大量商品，又可容纳大批顾客，加上五花八门的经销手段，因此，许多中小型同业很难与之争衡。

“三大祥”虽然出自同一“母胎”，但兄弟间句心斗角，互相倾轧，有说不尽的恩恩怨怨。“三大祥”中最先问世的是“协大祥”，其创始人是丁巫山、柴宝怀。他俩原是“日新增洋货店”的职员，后来“跳槽”合伙开设“协祥洋货号”。当时，棋盘街上的众多洋货号，都以经销洋布为主，“协祥”也不例外。但丁、柴两人目光远大，认为随着辛亥革命胜利和清王朝被推翻，国人的衣着将趋向洋化，棉布零剪业务前途无量，生意稳当，利润丰厚。于是筹集股金1.2万两银子，于I912年在小东门大街（今方浜东路102号）开设“协大祥布店”。

位于方浜中路的协大祥号

丁、柴两人还善于用人。当得知“协成乾洋货号”的账房先生孙琢璋是个经营人才，就动脑筋把他“挖”了过来，并委以经理重任。孙琢璋果然在协大祥经营中施展了才华，如首创“明码实价”、“足尺加一”等促销手段，在内部实行“洋号工资制”（即逐日记录营业员的销货金额，累积到月底总结，以积分多少作为工资、奖金的依据）等。由于孙琢璋经营有方，到了1922年，协大祥在十年中就净赚了16.6万两银子，资产增长了23倍。这时，孙琢璋野心毕露，已不满足做小股东了（他只有协大祥百分之一的股权），于是利用股东间的矛盾，把丁、柴两位创始人挤出协大祥。

民国上海协大祥绸布庄广告礼券

丁、柴两人岂能咽下这口怨气，发誓要挤垮协大祥，就接二连三在协大祥的隔壁和四周开设了四家“宝大祥布店”。孙琢璋原以为丁、柴已赚足钞票，不会东山再起，想不到对方老谋深算，居然把协大祥团团包围。于是，他就来了个“反包围”，在今金陵东路、金陵中路以及西藏南路开出三家协大祥分店，同时还暗中出巨资，唆使他的学生丁大富在宝大祥对面开设“信大祥布店”。但由于信大祥布店的经营权完全受协大祥控制，竞争不过宝大祥而连年亏本。直到1938年，丁大富摆脱协大祥的束缚，把信大祥搬到南京东路，营业才蒸蒸日上。这时，协大祥和宝大祥看到上海西区和北区的顾客被信大祥拦截，两家就相继到南京东路信大祥附近开分店。有道是“不是怨家不聚头”，“三大祥”在南京东路上再次“鼎足而立”，展开激烈竞争。

协大祥经营别有术

协大祥在上海布店业中，以管理严格著称。它所订的“店员规则”多达166条，内容包括工作规程、奖惩办怯、生活福利、人事及升级考核、保卫章则等等，可谓面面俱到。对职工的居住、休假、服饰、饮食等都有限制，违反规章制度的职工，轻则扣发工资和奖金，重则开除出店。在营业中，职工必须绝对服从经理指挥，不得违抗。全店绝大多数职工都从事销货，而其他工作（如会计、进货、发坊、批发、对复账等）则作为兼职。营业员收入销货款没有传票，只凭自己结算，收到货款交账或将销货数量、单价金额写入“流水簿”（记账销货册）。由于销售手续简化，一个营业员同时可接待三四个顾客，大大提高了工作的效率。

但协大祥在经营中也有不光彩的历史。如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时，上海各界成立“反日会”，抵制日货。协大祥向“反日会”行贿500元大洋，“反日会”便将“验讫”图章交协大祥自盖，表示已查过。这样，协大祥的包子（捆扎成包的东洋布）可以通行无阻，不受检查。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棉布业也成立“抗日会”，号召同业坚决不卖东洋布。协大祥非但不执行，反而暗中继续向日商洋行购进大批东洋布。当东洋布被“抗日会”查封后，又一次向检查队行贿9500元大洋。被查封的十多万匹东洋布启封后，竟把“机头”（每匹布上的日本商标和日本文字）剪掉，偷梁换柱冒充国产布出售。

宝大祥以“宝”招财源

旧上海宝大祥布庄

丁巫山和柴宝怀在创办宝大祥时，对店名和经理人选煞费苦心。先说店名。当初他俩取“协大祥”的意思是“同心协力，大吉大利”；现在给新店取名，“大祥”两字不能少，但前头加个什么字呢？想来想去，还是丁巫山脑子灵，他一拍脑门说：“有了！你老兄的名字‘宝怀'的‘宝'字不是蛮好吗？”他还咬文嚼字说：“宝者，宝贝也，珍贵也！”柴宝怀一听，也觉得“宝大祥”这个店名叫起来响亮，听起来悦耳，寓意又深刻。

后来，宝大祥就在这个“宝”字上大做文章。如商标上、悬匾上都围绕“宝”字加以发挥，分别印上“斯宝大祥”、“宝藏兴焉”、“招财进宝”如等字句，并且在八仙桥新号天栅下，悬挂了一个镜面大悬匾，上面刻有“招财进宝”图案，还有五个从小到大的元宝连成宝塔状，两个小孩子在元宝顶端手执彩旗跳跃舞蹈，绣旗上也刺有“招财进宝”的吉利话。而在发票上印“斯宝大祥”图案，象征来宝大祥购买衣料有吉祥之兆，所以，办喜事的大多乐意光顾宝大祥，以至民谚中都说：“嫁囡（女儿出嫁）要到宝大祥，备嫁妆，送新娘，床上身上都像样！”甚至还有用作歇后语的，如“旱涝保收——宝大祥”、“笃定泰山——宝大祥”。

再说经理人选。丁、柴在创办宝大祥时，都已年届五十，早先又有过“用人不当”（错用孙琢璋这个野心家）的教训，所以在选择谁当宝大祥经理时斟酌再三，两人最后一致选中既是贤徒又是同乡的丁方镇。

丁方镇果然不负两位前辈的期望。他把原来棉布店单纯经营布匹，逐步发展为经销各种续罗绸缎、呢绒、土布、夏布、丝棉、驼毛、绣品、花边、床上用品、纽扣等，其经营范围远远超过同行而名列全市第一。他还设立成衣部、顾绣部、送货部、邮寄部，代客定制加工各式服装和手工刺绣。宝大祥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而且与东南亚、日本、欧美许多国家有业务往来。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1955年，丁方镇为了响应公私合营，毅然决定把个人的38000元拿出来，以充实宝大祥的资金。陈毅市长闻讯后，亲临宝大祥视察，对丁方镇的爱国举动大加赞赏。丁感激万分，即兴赋诗一首：“布业公私庆合营，个人前途更光明。声声爆竹连天响，鼓舞欢欣惬众情。”陈市长听了，风趣地用四川话称赞：“要得！要得！你不仅是生意人，还是诗人啰”陈毅市长还询问丁方镇：“公私合营后，宝大祥的金字招牌还要不要？”丁方镇毫不犹豫地回答：“可以不要！”陈市长哈哈大笑说：“你误会了，你误会了！”然后意味深长地说：“宝大祥在上海人民心目中有很深的影响，我看宝大祥这三个字可以继续用下去，只要前面加上‘公私合营’四个字就可以了。”

存于上海纺织博物馆里当年“宝大祥”的广告

丁大富重建信大祥

1956年，信大祥绸布店职工庆祝公私合营

前面说过，信大祥绸布店是协大祥老板孙琢璋出资让其学生丁大富开的。起初丁大富对“信大祥”的店名有过异议。他认为，既然这家店以他的名义开，就应该把店名取为“富大祥”（用他名字最后一字）。可孙琢璋坚持非用“信”字不可，说什么“信者，诚信也，信任也，这是师傅对你的信任”。丁大富心知肚明，知道这是花言巧语，但苦于资本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只好委曲求全。

然而，使丁大富更加不能容忍的是，他名为经理，却处处受协理陈维贤（协大祥的股东，为孙琢璋派来监督丁大富的）掣肘。如商店的业务不准擅自发展；进货要通过协大祥；信大祥到协大祥借货，协大祥可以拒绝，而协大祥向信大祥借货，则必须罄其所有。这一系列不平等条件的束缚，致使信大祥连年亏损。后来，信大祥虽然换了一个地方（从小东门搬到福建中路128号），但经营业务仍受协大祥控制，营业还是没有起色。

1938年8月，丁大富忍无可忍，找师兄又是同乡的丁方镇（他当时任宝大祥绸布店总经理）商量对策。丁方镇为人正直，不计前嫌，帮助丁大富跳出樊笼，另在南京东路614号开设新的信大祥绸布店。从此，丁大富得以施展经营才干。他借鉴宝大祥以“宝”招财的经验，在“信”字上大做文章，招牌上、广告上、发票上处处讲“信”——“信大祥买卖最讲信用”、“信大祥对顾客言而有信”等。加上新址地处南京东路浙江路繁华地段，容易吸引南来北往的顾客，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信大祥的营业额赶上了协大祥和宝大祥。

1956年6月，国家号召支援西北边远地区商业建设，南京东路信大祥绸布店整体搬迁到甘肃省兰州市。后来，上海又把“利顺成”、“春大祥”两家布店也输送过去，于是，兰州信大祥绸布店成为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布店。

“老介福”沧海存硕果

然而，随着现代服装工业的兴起和成衣业的发展，布店零剪生意日渐衰落。昔日上海滩上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的布店，如今难见踪影，就连南京东路上的协大祥、宝大祥和淮海中路上的“大方”、“金龙”等大店名店也相继歇业。于是有人慨叹：“偌大上海滩，要找布店难。三街一商圈（“三街”指南京路、淮海中路、四川北路，“一商圈”指徐家汇商圈），仅存老介福。”

说起“老介福”的得名，里面还藏着挺有趣的故事哩。清朝咸丰年间，一对姓祝的孪生兄弟，从福建老家北上赶考，因名落孙山而滞留沪上，为了站住脚跟，于1860年在棋盘街开了一家布店。文人经商，格外看重名声。两兄弟咬文嚼字，取了个“介福绸缎局”的店名。“介福”两字，意为“两个福建人”（介字拆开来为二人）称“绸缎局”而不叫布店，大概是附庸风雅吧。想不到开张后，不少顾客都是为了购买绸缎而来。兄弟俩歪打正着，心里好不欢喜，于是确定以买卖丝绸面料为主。当时上海尚无专门卖丝绸料子的商店，“介福绸缎局”在洋布店林立的棋盘街，独树一帜，生意自然格外兴隆。

不过，祝氏昆仲无心经商，志在读书出仕。后来屡试不中，心灰意冷而决意回原籍，便以6000两银子把店铺盘给苏州商人程芦舟。

清朝末年，程芦舟的儿子程用六接班。时值上海开埠已逾半个世纪，街头已出现穿呢制西装和裙套装的俊男舰女。程用六敏锐地意识到，呢绒零剪生意前途无量。于是吸收徽商姚荫荪和苏州福禄寿绸厂老板李灿石入股，以扩大经营范围，并且把商店从九江路89号搬到23号营业。老店新开，自然想换个好听的店名。三个老板商定，新店名一要有趣味性，二要迎合顾客讨口彩的心理，三要通俗易懂，叫起来琅琅上口。三人约定，由每人说出一个字拼起来作店名。李灿石捋捋长鬓先说：“人家叫我‘老寿星’，我的年纪又比你俩大，我看中一个‘老’字。”姚荫蒜接着说：“我身高一米八，脚特别长，绰号叫‘长脚’，‘脚’与‘介’谐音，就用‘介’字。”最后轮到程用六，他笑嘻嘻地说：“我矮矮胖胖，活像无锡大阿福，选用‘福’字吧！”说罢，三人不禁拊掌大笑：“老——介——福，妙！妙！妙！”被誉为写招牌字“圣手”的状元公唐陀（他是清末状元，当时寓居上海），在书写“老介福”招牌时也啧啧称赞：“妙哉，老介福！”

1949年6月，老介福同仁福利会成立时全体会员合影

上世纪三十年代，“老介福”生意越来越大，开间门面已不敷使用。当时正好南京东路河南路口的哈同大楼落成，“老介福”于1936年花巨资买下哈同大楼底层营业，遂成为上海规模最大、资本最雄厚的布店。说到资本，还有一桩轶事。1936年，“老介福”为购买哈同大楼新店址筹措资金，决定招股增资。钱庄老板汪柳门闻讯后，卖掉钱庄，把巨资投入“老介福”。当时有人为他的冒险举动担心，汪却充满信心地说：“老介福在南京东路老店新开，将来必获巨利！”果然，“老介福”从此名声大振，财源攘滚而来，就连外国大亨沙逊的老婆也主动上门请“老介福”包下沙逊大楼和锦江饭店的装饰用料，世界著名电影艺术大师卓别林也特地到“老介福”定做60打方格子丝绸衬衫……

解放后，“老介福”的经营特色得到进一步发扬，国内外慕名到“老介福”购买高档绸缎呢绒的顾客纷至沓来。“文革”期间，“老介福”一度改名。有一天，有位旅居加拿大的老华侨在南京东路257号门口徘徊，疑惑地问路人：“我记得这里是‘老介福’，怎么变成了‘东方红布店？’”当他得知这“东方红布店”确是“老介福”后，才放心地进去购物，可见“老介福”在海外华人中的深远影响。

如今，“老介福”它那古雅的店名，古色古香的店堂，琳琅满目、姥紫婿红的商品，深深吸引着国内外旅游者。总经理戴洪华告诉笔者：“在当前布店门市零售业务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老介福一枝独秀，去年营业额超过三千万元。”他还乐观地表示：“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现代时装越来越个性化，加上‘老介福’这块金字招牌，我们有信心再创辉煌。